四十年前的择校生活

　　（一）

　　在完小的日子，是记忆最深的日子。从偏僻乡下转学到“城里”，是一个不小的跳跃，虽然只是一个镇子，在当地人眼里，那是城里。我去的时候，那里还有半截的城墙。

　　大凡城就有城的布局，这座城有五街三关——东、西、南、北、中铺五个街，南、北、西三个关。大概因为东边有徒骇河，东街就挨上徒骇河的缘故，所以没有东关。街面上有些铺子，常年开着，加上每五天一个集市，十几里地的大集市，很热闹。四街十字路口是鼓楼，两层，四根柱子，四个门洞是可以过大车的，那就是说门洞很宽大。

　　旧社会这里是衙门，旧衙门遗址在中铺街上，大门朝南，当时已经是公社医院所在地，是医院大门，门洞很深，墙极厚，上面形成很大的一个平台，像现在的露台，文革时因为上去安扩音喇叭，我曾经跟人上去过。

　　60年代初期，旧城墙的残垣还有迹可寻。城西北角的一段较长，大概有百米左右，西北角往车站方向有一豁口，成为进出城的通道。那时城墙的残垣已经变成生产队的田地，因地势而种成几层梯田。西北的这一块应该属于中铺街吧，也或许是西街的，经常看见有村民在耕种。

　　我到县重点完小读书，是因为在此当老师的姨表姐。同学们都是附近三里五里之内的，都是走读，我家有15里路，走读不可能，我本不属于这个公社这个学区，要在今天我属于择校生。我之所以能转到这样的重点小学是因为表姐是这里的一名优秀教师，姨见爹娘一心供这丫头读书，而乡下的教学秩序还不甚正常，师资频繁流动，教学质量难以保证。尤其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生活也很艰苦，每天中午把带的干粮用网兜盛着，放在食堂溜热，喝一点溜锅水，时常有谁的干粮掉在水里泡了。姨了解母亲的心，于是，我转学到这里。

　　这里教学质量是一流的，因为这里曾是老县城，交通又四通八达，聚集了一批优秀教师，是全县有名的重点完小。当然，那时的择校远没有今天这样激烈。

　　刚从乡下转到西街完小时候，五、一班在西街路北——小学的老院，我们的教室在二层小楼后面的一排教室里。

　　初到城里，我是不折不扣的丑小鸭，1米3 的个头，面黄肌瘦的肤色，黄头发，眼皮鼓鼓的，牙床红肿，总之，刚刚从六零年的饥荒中挣扎过来，能活命已经不错了。这之前从未离开过父母，对大人依赖极强。性格唯唯诺诺，我不知道同学们怎样看我，只记得诸事都不敢发言，上课下课都一样。

　　一个瘦小的乡下丫头，胆子小，说话声小，初到陌生地，现在想来一定是很窘迫的，好在我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棋子：可以在排座位时掺杂在几个捣蛋包之间，因为我不会也不敢违反纪律，而班上有几个“街滑子”，就是本街上的调皮孩子上课爱说话，这样我被安排和一个调皮的男生一桌。他上课屁股下像安了滑轮，永无停歇；嘴上像抹了油，总闲不住，前后左右地“惹是生非”。我和他坐一位，减少了他对一方的干扰，可是我却倒了霉：他欺我人小，胆小，总拿我当出气筒，在桌子上划线，他乱动却不允许我动，命令我这样那样，我心里害怕极了，也痛苦极了，可是不敢说，因为我刚到没有朋友。战战兢兢地度过每节课，晚上回到姨家，委屈便如江水流泻而出，“哭”，是我那时的家常便饭，以至于后来工作了，有好多年遇到难事都没有眼泪可流。

　　第一次考试，数学不及格！这更加令我无地自容。因为在原来学校即使这个成绩我还是班里前三名，是郭老师引以为自豪的班里最小的好学生。自卑，羞愧，谨小慎微，这是我对自己当时的印象。

　　想不到期末时，我的成绩竟然赶上来了！这令我自己也十分茫然十分意外，大概是压力变成了动力吧。我居然被选上三好学生，班里选了四名，我是其中之一，我觉得选二十个也不会有我，可见当时的自卑已经在心中扎根。这以后我才偶尔会笑，也有了一帮小伙伴：小芹，小玲，桂芝，红艳，桂臣……她们都是城里孩子，在我眼里她们似乎是一等公民。不过她们对我很好，放学我们一起排队回家（我住在姨家），并常常到小芹家里玩儿，她家是临街的房子，有几间屋，有很多好看的小画书，还有她姐姐漂亮的大照片，因为她的哥哥是开照相馆的，二姐长得很漂亮，小芹也是我们的校花。

　　学校经常举行全校大会。我们在校园里坐着自带的小凳，听抗日英雄村书记张振环讲革命传统，听老英雄讲如何被日本人掳去日本做苦工，辗转回到祖国。他讲的一个细节我至今特别清晰：他被掳去日本干苦力，吃橡子面窝头还不让吃饱，没有自由，上厕所都有人监督，一次他看见厕所墙角有一棵苦菜，趁看管人不注意偷偷地拔下来，藏在袖筒里，在没人时吃掉！

　　在和这些城里孩子一起上学的路上，我学会了《珊瑚颂》、《谁不说俺家乡好》，学校生活也非常活跃，我们在宋老师的指挥下唱《黄河大合唱》，拿着红扇子跳《采茶舞曲》，虽然最后演出时我没被选上，我仍然高兴，这是我有生以来参加的第一次文艺活动。

　　不久，大约是1963年初，我们五、六年级搬到学校西院，即西街最西头路南的院子，当时除了和门楼连接在一起的一排平房，院里还有两排房子，进门左边多是老师的办公室或单身宿舍，右边是教室，最南边一排则都是教室。五年级、六年级从东院搬来西院后，这里共两个年级四个班：五、一，五、二，六、一，六、二。我们五一班在中间一排的西侧第一间教室。最南边一排是六年级两个班的教室。六年级再往南是操场，在院子最南头。操场不大，西侧就是古城墙，费点劲儿可以爬上去，记得也曾爬上去过，上面也被开荒种了庄稼。

　　在此学*约1年半，印象深刻的是修老师，张x祥老师，音乐宋老师等。

　　修老师是我五年级时的语文老师，只记得他宽脸庞，高个子，很和蔼。他引导我们订阅《中国少年报》，为了减轻负担可以几个人合订。我从此读到许多好文章，还知道了知心姐姐。《中国少年报》是我有生以来读到的课本以外的第一样读物。第一次使我一个乡下丫头开了眼界。修老师还写得一手好字，我们开设了大仿课，记得当时书法课并非他上的，可是下课后他的办公室总围着一群同学等他给写字帖。那时学生买不起字帖，小小城镇大概也买不到。都是请大人写好后临摹的。大家围着修老师，谁的写好了小心翼翼带着兴奋拿走，另一个赶紧把纸递过来，急切又耐着性子看老师一笔一划地写。

　　那时一张粉连纸几分钱，可以裁成16开，有时买一张纸几个人合用。自己用时也会把剩下的小心放好，待下次用。

　　修老师写字帖并不只写字，他为每个同学精心编写，量身定做。由于班里我年龄最小，他为我写的是“年纪小，志气高……建设祖国立功劳。”可惜已经不全记得了，但当时的鼓励却给了我一些自信与勇气。

　　由于有这样一位负责任又渊博的老师，我的大仿有进步，作文也进步很快，有好几次那本蓝皮的作文本被挂在黑板旁的钉子上供大家阅读欣赏，上面画满红色的圈点。有一次题目是《我爱春天》，少年报上也刊登了写春天的文章，我就把读少年报受到的启发与在乡下亲眼目睹的景色联系起来，其中有的还用了人家的原话。本来也有凑字数的意图，因为生怕字数太少交不了差。没想到却得到老师大肆表扬，这一次也是被展览的作文之一。八舅请我去他家吃饭时表妹告诉我，我的作文还被拿到他们班做范文，当时表妹比我低一年级。

　　修老师的鼓励让我学*兴趣大增，数学成绩也有进步，期末时我竟从一个入学时数学不及格、语文成绩平平，而一跃成为三好学生！我很意外，因为瘦小又腼腆的我，来时就知道这是重点完小，教学质量远超乡下，我这丑小鸭少得点冷眼已经很满足了。有教无类，修老师的宽厚仁德之心，对弱者的爱护，是一个优秀乡村教师的写照！对于我这个后来学了中文的人来说，修老师是引我入门、打下基础的恩师！

　　张x祥老师是我的班主任，上课时他是严父，下课后他像慈母。中等身材，黝黑泛红的脸庞，是个健康开朗的人，喜欢打篮球，直到我上了二中，他仍然代表完小来二中与教师队赛过篮球。老师可能想不到，他当时有一次委派我的任务，对于我竟然十分重要——去打下课铃。

　　当时许多学校上课下课都是以铃声来统一的，在校园某个地方挂一个铁铃铛，有的用一块锈迹斑斑的铁块代替，需要时由专人打铃。也有的学校是由一名工人兼顾。有时候这个兼顾的人一时忘了时间，而上课的老师发觉该下课了铃声还没响起，就会派一名学生去打铃。我在一次班主任张老师的数学课上被派去完成这个任务，有好几天想起来心里都是热乎乎的，对于当时的我具有激励作用——虽然那一次我并没有完成任务，因为个子小，铃上的绳子随风飘来飘去，任凭我踮起脚尖，几次努力，还是够不到，只好跑回教室让另一位个子高的同学来完成。

　　宋老师白白的瘦瘦的，他教音乐，学校的课外活动也由他来组织，我们的学校生活因他而变得丰富多彩：排过采茶舞曲，搞过黄河大合唱，都是轰动全校的节目。大合唱他亲自指挥，一起头，口型立即变作“o”型，像唱美声，那时大家没见过，不懂，开始就都笑，后来因为他唱得确实好，声音浑厚有力，就不再笑了。指挥时他右手拿教杆，两手一起挥舞，身体随音乐节拍起落，极能调动大家的情绪。

　　有一年儿童节前夕，他教唱“六月里花儿香，六月里好阳光，六一儿童节，歌儿到处唱，歌唱我们的幸福，歌唱我们的希望……”他起头仍是“o”口型，为了定调门总要重复几次才罢休，“六、六、六月里花儿香……”。

　　那一年我们唱着这首歌去北关公路东边的一处烈士墓扫墓，唱着这首歌过六一、演节目，平时学校开大会，会前赛歌也会唱起来。扫墓的头天晚上，我们每个人都精心制作了一朵白色的小花戴在胸前，站着整齐的队伍，唱着歌，在路人瞩目中来去，一次活动令我们几天情绪激动。

　　正是1963年春天，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发表。我所在的西街完小也和全国一样，开始学雷锋，我们抢着到学校打扫卫生，下雨天到学校检查关闭门窗，在路上遇到拉车的帮助推车……总是带着兴奋与活力。那一阶段的作文经常会有《冒雨关窗》、《两角钱》、《修桌椅》等爱护公物拾金不昧等篇章，城镇虽然没有公交车，但也看到《中国少年报》上关于让座的报道，所以直到现在自己成了老人，一见有行动不便的人上公交，仍然会情不自禁地想站起来。前几年老伴说，还是想让座，可是想想我们已经不年轻了，很有些感慨！有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同样也可以有内容附着，没有形式，内容何以为载？当然，形式主义过了就会有害，所谓“过犹不及”也。

　　我们在校园里搞绿化，从一个老奶奶家里要来“死不了”，种在教室前的花坛里，不久，五颜六色的花就开满了。我们到校外不远处的城墙上玩儿，后来城墙上种上了地瓜，年年种，城墙越来越矮，也有人用土，再后来城墙就没有了。

　　（二）

　　刚转来那段日子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越不适应就越想家，想家又回不了，唯一的办法是哭，姨和表姐先是劝，后来实在没话了，劝不了了，就叹气。我不知道她们对我转学是否有过后悔。

　　城里的宅院都很小，不像乡下院子那么敞亮，房子也很窄小，姨住的是北屋，只有两间，里间是炕，完全没有光线，因为前面就是东屋，里面住的是大哥大嫂。小哥还没结婚，住在西屋。西屋北头是做饭的地方，不能叫一间屋，只是一个饭棚。我和姨、表姐三人挤在炕上，因为房子太老旧，墙上黑乎乎地，我常常在哭一阵后望着墙上的斑点出神，它们一会儿变成青面獠牙的魔鬼，一会儿变成狰狞的怪兽……

　　我熬两个星期才可以回一次家。因为我自己走大人不放心，父亲又忙，不能每周接送我。好在过了一段时间就有了熟悉的伙伴，姨的后院有小萍，再远点有桂芝，都在同班。我们上下学一块来去。住北街，我们上学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从北街往南走一段右拐，经旧衙门口往南，到西街再右拐一直往西；另一条是从北街一直往南，到鼓楼底下往西拐，一直往西就到了。如果时间紧，我们走第一条路，一直不停。时间宽裕就走鼓楼底下，鼓楼是这个小城的心脏，北侧路东是百货商店，北街西街两边有的是小铺子，小门头，煞有看头。这是留住孩子脚步的地方。因此时间紧是万不可以走鼓楼的。鼓楼的西边，路南路北都有同学，路南是小玲家，开理发店的；路北是小芹家，大姐镶牙，五哥照相，我们会呼朋唤友一起走。小玲家前面是店面，后面住，比较局促；小芹家人口多，房子也相对宽敞，是靠街面的门板排成一溜儿，白天打开，晚上上门板关门。完全不同于乡下的农家小院。小芹家的大娘白白胖胖，不急不躁，很和蔼。我们不上课时就在小芹家玩，打扑克，唱歌，看小人书，她家有好多小人书，一玩就不知道早晚。小芹一直上到中学还是我们的校花，是班里的文艺委员。她采茶舞曲跳得好，歌也唱得好。桂芝也是文艺迷，爱唱歌，嗓子好，毕业后进了县宣传队，我跟她们学会了好听的《洪湖水浪打浪》、《珊瑚颂》、《红日》等电影插曲。有一段时间晚自*后我们还去刚好路过的剧院“拔戏根”，就是到西街路南的剧院去看戏，这时候到了尾声，检票的也不要票了，可以随便看一会儿，所以叫“拔戏根”。那时经常有县剧团或者别处的戏团来演出。

　　我们也去鼓楼底下玩，离小芹家也就几十米，鼓楼的二层三层是经常锁着的，不轻易开。有一次不只是谁的面子，我们几个被允许上楼参观了一圈，可惜已经记不清里面的陈设。

　　姨家的地很少而且远，得走到北街北头，往东过徒骇河桥，到桥东再往北，在lu庄北面往东，是guoxie二庄南面的一片地，才是北街的属地，至今姨的坟墓还安放在那里。有一两次我曾经跟随姨去地里干活，也在附近的徒骇河滩上挖野菜。

　　记忆最深的还有回家的路。一次，漫天而来的大雪，遮盖了无数平原上的村镇，又把沟沟坎坎填平，使天上地下成为单调的一色。

　　同学们大都是离家几里路，并且有同路的伙伴，不一会儿就都走光了。我在学校门口张望了许久，直到眼睛发涩，腿发直，还是不见父亲的影子，我失望地离开学校，一步三回头地往亲戚家去。雪花伴着我委屈的泪水一起飘落下来，心中有些凄凉。没走出一条街，一串自行车铃声响，铃声似乎是直通我心灵的，我回头看，是父亲披着满身雪花，推着自行车向我走来！那一刻，一切不快、惆怅都烟消云散，满天的乌云也遮不住我心中的阳光。

　　我坐在车后座上，雪大风也大，父亲顶着风，身体向前一躬一躬，吃力地蹬车。我听见车轮轧在厚雪上发出的“喀啪——”的声音，车子沉重缓慢地前行。我想起父亲在家脚不沾地忙碌了一天，刚才的高兴劲儿没有了，心里难过起来。我坐在车上恨不得用上轻身术，减轻一点儿重量。

　　该上坡了，我碰了碰早被冷风吹麻了的双脚，在快要上坡时跳下了车。父亲没有准备，觉得车子忽然轻了，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儿，也急忙跳下车，回头看着我，仿佛在埋怨：怎么下来了？这时，我分明看见，父亲呵出一口热气，眉毛上结了一层白霜，汗水与雪水混在一起，从鬓角正流下。我想掏出手绢，为父亲揩去汗水，手却触到了成绩单。这时，成绩单上仿佛有了父亲的目光的重量，有了父亲汗水的结晶……

　　以后，心里总回响一个声音：不能再让父亲接送，他太忙了，况且我已经十一岁了！慢慢地，我独自往返在家乡与学校之间的机会多了起来，脆弱的眼泪也越来越少。

　　放寒假了，也巧，又是一个大雪天，不过雪已经停了，只是天仍旧阴沉着，风刮得很凶。“归心似箭”的心情，竟然让我毫不畏惧地踏上回家的路。我深一脚浅一脚，不出一里地，鞋子里早灌满了雪。一踏到雪深的地方，还能没到膝盖，不一会儿，棉裤的下半截已经被浸湿。走得急，倒不觉得冷，只是棉鞋棉裤一湿，不知加重了多少倍，走起来非常吃力。环顾四周，苍茫天地间，只有静物：静卧的村庄，被废弃的默立的砖窑，孤独老人般伫立的老枣树……而这些看起来显得那么切近又那么遥远，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一切都毫无生机。因为天地间太空旷了。我心里确实有些胆怯，要是父亲在身边该多好！可是……我知道想也没用，还会越想越怕，索性不去想，最现实的是走路，谁也救不了我，只有我自己，走一步就离家近一步，就能早一点儿脱离这孤零零的环境。这样一想，心里坦然了，脚步也更快了。

　　眼看走了一大半，经过这个村庄，再有三里路就到家了。到了这个村后，我忽然想起前几天听说的一件事：一个从东北回来探亲的人，因为大雪遮盖了一口井，竟然误入井中……所以雪天走路，一定要防止掉到井里。

　　这路旁似乎有一口井？记不清楚了，只模糊地感觉似乎是有的，位置就更无法确定。我一直飞快的脚步，立时停住了，仿佛再向前迈一步，就会跌进井中。我下意识地望望，听听，周围没有人，也没有一点儿动静。这样的大冷天，是没有人出门的，何况这个村庄本来就小，村后破败的也许根本就无人居住。我寻觅着，思索着，不敢贸然前行。

　　求助无门，最后，我眼睛盯在紧挨道路的一溜断墙根上，“对，沿墙根不会有井！”我双手攀墙，手尽力往下按，尽可能地支撑身体的重量，以便旁边真的有井时不会掉落下去……好艰难的几十米呀，终于到了路拐弯的地方。泥巴，冰雪，沾满了手，顾不得讲究，搓一搓，呵一口热气，继续赶路。

　　春节后开学了，再走到这里，雪早已化尽，我便格外留意起这地方的井，以便再遇风雪天好判断它的位置。看时，不禁哑然失笑：除了几棵老枣树，一片熟悉的黄土地，哪有什么井？

　　如果遇上寒暑假，再开学时我又会不愿上，我和娘坐在炕上，娘左说右劝，好不容易把我动员回来。好在一直坚持到最后毕业，我如愿考上了二中，当时全县最好的中学。

　　进了西街完小，我走到了家乡十几里外的地方，见到了“城市”，见到了不靠种地生活的人，小芹，小玲，桂臣，都不靠种地。街上还有茶馆，是一个长长的用泥巴垒起的炉灶，烧煤炭，上面是一个挨一个的烧水壶，在另一侧是摆放的一排保温瓶，外皮是竹编的，大都陈旧不堪但却是必不可少。那时候我也曾经去买过水，因为家里一般不舍得烧开水，没有保温瓶，万一来了客人，就去买水，2分钱一壶，十分小心地提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