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其实与所有事物一样，均是相对的。这说起来好似哲学研究的问题，或者说是一篇论文亦不为过。凡是涉及到相对与绝对的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哲学问题。

　　其实，即或是哲学问题，亦会在现实社会中得到验证并准确不误的。就说这个自由吧。按照常理，意中退休了，打工的日子又不坐班，时间上完全可以自己安排、说了算。其实，并不尽然。就说时间安排吧，本来明天准备到道里区新发镇去一趟，中午接到张国亮电话，他父亲去世了，明天一早出殡，那就得放下所有的事情去参加葬礼；这还算特殊事例，再举个简单的，昨天夜间没有睡好觉，吃过早餐后，读一会书，准备再补个觉。接到三姐电话，说三姐夫要来，睡不成了；中午想早点吃午饭，然后好好睡一觉。要准备午饭了，儿子明明说不饿，要十二点吃。十二点吃饭，一收拾，十二点半了，过了意中日常的睡觉点，躺了一会，根本睡不着，头昏脑胀地起来了。说是没人管着自由了，连想睡一觉都说不算，算自由吗？这只是发生在意中身上的小事，如果换做某个大人物，自由度更低，吃什么食物，几点用餐，食用多少，穿什么服装，几点钟见什么人，出席什么场合，说什么话，表态程度，几乎没有一点自由。

　　在旧社会，许多国学大师们一生致力于追求“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因为那时人们禁忌谈论国家大事，一旦触犯某些人的禁忌，就会收到迫害，甚至深陷囹圄。而那些国学大师们，诸如陈寅恪之流，既然研究文史，必然要有所针对，有所对比，难免要触动统治者的利益，经常受到这样那样的言论限制就在所难免了。而这些大师均是留洋学有所成之士，不仅在国外学*到了先进的知识，并充分领略了国外敞开式的言论自由与做学问的人格之独立，因此，他们在特定的时代就有了对自由的乞求。

　　在电视连续剧《亮剑》中最后几集，李云龙在赵刚家里话别，赵刚说了，以前我们级别低，行动自由，现在不行了。这也可算另类的不自由吧？因为他们拥有了一定的地位与权利，要干符合其身份地位的工作，并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利更好地服务于人民。这应该系国家最初的动议吧？但这样限制自由的结果，是否能够真正达到这个目的？意中以为这正是问题的结症所在。在现今中国，但凡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人马上就“雪藏”了，不能随便见外人，尤其是普通的人；不能随便上街，尤其是人员密集的地方，一旦外出，就前呼后拥的，美其名曰安全保卫，说白了就是怕暗害。这真是个比较好笑的说辞，意中不想对此发表评说，万一某位领导人真有个“闪失”，算是意中说错了，还是说对了？不说也罢。如果仅从安全考虑，那就动辄安全防卫措施，否则就不见人影吧。至于国情、自由，均不在考虑之内了。

　　意中今天所要说的自由，既不是上文所说的因为特殊的事情而放弃了原来安排的意中等普通人，也不是那些异于常人的特殊人群，亦不是民国的国学大师们。要说的还是诸如意中等平常之人，于平时所能享受的自由与快乐。

　　只要手里有钱，我们完全可以自由地购买任何物品。当然了，不包括军火与毒品。现在的人呐，不能说不自由，有时自由到没有了限度。一个没注意，没有注明不包括，就有人指责你的文章不负责任，什么都可以买卖。事实是，只要你的资金足够雄厚，有些不敢想的事务都能买到。这个不敢想象的事务可以由着你思维自由地设想。有人说，只要钱能够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那么，意中要问：什么是钱解决不了的问题呢？按照意中的理解，那就是买不着人命、左右不了政治上的事情和刑事上的案件了吧？只要不反党，没有过分的政治野心（譬如当个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民主党派等不算在内），不违反宪法，只做个自由之人，还有钱解决不了的事情吗？国计民生、国际地位、国家发展、人民生存幸福指数不都是在用钱在言说吗？还需要钱买什么呢？吃的穿的住的用的行的玩的享用的，除此之外还要什么？还需要买卖么？意中认为，就如同生命、时间是不可买卖一样，自由也不是可以随意买卖的商品；

　　国人乐于自由。所以，就有了言论自由与婚姻自由的最早说法。因为言论自由，一个疏导不利，那些不利于国家、民族的过激言论，甚至危害到国家安全与发展的言论就无限制地蔓延开来，最后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邪恶势力，于是，国家机器的操纵者又开始“围追堵截”，试图让其消声灭迹。这就是没有掌握一个度，没有把言论控制在一个可以掌控的范畴。说放开就没人管了，就放任自流了，惟有到了泛滥的时候才不得已而采取手段，这个自由的代价来得似乎大了些。现在人们均爱说，写了几篇文字的人就自封为文人了，就狂妄地要激扬文字，指点江山了。这也不对，那也不行的。在哲学家眼里，文人只有激情而缺乏理智；在政治家眼中，文人矫情而太天真。甚至对文人的做法与想法，认为不值一哂，采取置之不理的办法，任其“无病呻吟”。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三分钟的热血，过后就自然泯灭了。而文人的自由，当其翱翔于熟知的领域中，经过或演化，或推论，或演绎，终能探索到一条能够运用的法则。试问一下，哪个朝代不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在参与治理而达大治？自由赋予了文人，也就是赋予一个国家希望，一个民族的希望；

　　婚姻自由了，可以自己选择配偶了，也就衍生出配偶之外的第三者、第四者，甚至更多。因为要自由，就不要束缚了，就想突破婚姻的束缚而另外寻求刺激，就把婚姻说成了人人厌恶的围城，仿佛一夜之间，似乎人人都欲破城而出，都想去尝试那份“自由”。于是被封闭了许多年的“性”，得以释放了，甚至可以形容为迸发式畸形疾速发展，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旅馆，就成了性自由发泄的半公开半合法的交媾场所，如果当事人的另一方配偶没有发现，那就民不举官不究了，一切平安无事了，你好我好大家好。宾馆安心点人民币；派出所落得清闲自在；偷情者愈发猖狂，在宾馆竟然纵欲到大呼小叫而毫不掩饰其行为，可以堂而皇之恣意而为之。离婚率愈来愈高，还没有成亲就开始考虑今后财产分割问题的有之，把房产证写上双方名字，以防离婚无法确定产权的有之，实行婚前财产公证的有之，这样的做法，使家庭更容易解体，社会愈加不安定，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和谐的隐患越来越大。这就是在没有道德水准情况下，盲目追求所谓自由的代价；

　　正因为自由，我们得以从多年的禁锢之中解脱，思想得到解放，视野由此而开阔，可以由各种各样的渠道获得足够多的信息。在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筛选、取舍之后，可以由此而确定当下、今后及未来一个时期、一个阶段，甚至一生的走势，自由选择事业与生活；

　　正因为自由，我们得以从原来古老的工作模式中解脱出来，思维敏锐，空间广阔，机会多多，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选择事业及人生发展的方向，希冀在其中获得证明自己的机会；

　　正因为自由，我们得以摆脱地域、国家之间的限制，只要有充分的理由与机遇，你可以到地球的任何地方去实施自己的发展计划，只要你足够优秀，策略正确，时机恰当，你就有机会实现梦想；

　　正因为自由，我们可以领略物质生活丰富带给我们实实在在的享受，从而更珍惜今天这样状态的来之不易，会为每一时每一刻的快乐而快乐，为这样的自由而庆幸；

　　正因为自由，我们可以领会精神愉悦带给我们的欢乐，从而使思想得到升华，从而更珍惜今天的意识所获得的无拘无束而感动，当我们捕捉到一个真实，赢得一个机会，得出一个结论，更会为这样的自由而兴奋。

　　自由，系我们期盼并致力追求的，而一旦我们握有这份自由，我们应该由此而更珍重一些，更理智一些，更理性一些。那么，自由会伴随我们时间更久远一些，更亲近一些，更体贴一些……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