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懵懂的记忆里，有太多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流逝大都已忘却，忘到怎么想都没了踪影，唯有摘酸枣这件事还清晰依旧，历历在目，似昨日刚发生一般。

　　 七十年代上半期，正值国民经济匮乏时代，农民收入除去生产队挣工分到年底清算之外，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农副产品是零。也难怪，当时国家政策是不允许的，否则，可能的是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帽，是戴不起的，所以，人人都安分守己，老老实实，根本也没有非分之想。

　　 孩子们当时年纪小，也不懂得什么政策不政策的，初到浅秋，中午大人们有干营生活的，有午休的，孩子们却拿上镰刀，提着竹篮或书包，跑到地里的沟埝去摘酸枣，除了吃，更多的是为了留下枣核，听说枣核是能卖钱的，所以，我们不怕热，也不怕扎，有时还冒着危险，或许会遇到蛇，或许会为够着某一树杈上的红枣踮起脚尖，抻展双腿和两臂，有掉进圪针窝或沟里的可能，所以，还得万分小心，不光如此，还要偷偷摸摸，怕生产队上站岗的发现，发现了就有要走的可能，所以，心里还惴惴不安，腾腾直跳。尽管如此，还要看谁的手快，谁摘的枣多，谁的枣红、甜、好吃，拿回去给在门道里干营生活的大人们吃，完了把枣核留下，一并晒在房顶上，在大队上组织收枣之前，孩子们几乎天天中午如此，偷偷溜出去，满满地偷偷又溜回来，俨然一种胜利归来的成就感，也因此感到无比的惬意。

　　 除此之外，我们也很细心，走在路上或是在什么玩的地方，只要看到地上有三五个枣核，就和现在的捡破烂一样顺手拾起，装到兜里，回家掏在房顶上，再者等枣全部熟了大队上集体收了之后，除了白天上学之外，早上和下午放学，我们都会拿着书包跑到沟埝下去捡落在地上的干枣，或摘取树枝上三三两两的青枣，每每收获颇多，不白跑，所以，很是高兴。一季下来，房顶上的枣摊铺了一大片，等秋收之后，小麦也种到地里，家里的活也闲下来之后，母亲就会用谷糠把枣皮揉掉，再用水清洗干净，晒干，卖给供销社。清晰地记得有一年枣核卖了40元钱，要知道40元当时可是可观的一笔收入，因为当时大人劳动一天的收入只有两三毛钱，所以，母亲很高兴，夸我能干，并用这40元钱，买了新里新表新棉花，给我和姐姐一人做了一件三表新的西式小棉袄，那袄相当于刚时兴的羽绒服，喜得我们如获至宝，暖暖地穿在身上，从心里往外地美，那种兴奋劲现在想想在今生可能是空前绝后独一无二的，母亲也很高兴看到自己的女儿也能穿上和别人家孩子一样的新袄，眉宇间油然着幸福的微笑和满足感。

　　 如今，30多年过去了，祖国发生了一日千里的巨变，国民经济也飞速发展，老百姓兜里已鼓了起来，人们的吃穿已不再是问题，然而，年少那些青涩的记忆仍如至宝不忍舍弃，尽管它带着艰辛，记录着沧桑，但它却蕴含着生命之初的感动和贫瘠年代苦孩子在苍凉中的奋起及生存技能，随着时光的荏苒，我坚信，这种难以割舍的情愫会蜕变成为一种财富，一种精神，一种动力，从而更加鲜活地保存在生命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