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老百姓，可以说处在食物链的最末端，但是，在我以往的生活里，却也是接触或见过一些名人的。我这里所说的名人并不是什么影视明星，也不是什么四大天王、周杰伦之流。他们都是些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在我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睁开眼睛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个名人，她就是中国医学界鼎鼎有名的妇产科医生林巧稚，是林巧稚把我接引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虽然我对此并没有丝毫印象，但我的名字还是她给启的，这可是伴随我一生的。也许，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个名字不太熟悉，也许有人会说，她只是个有名的医生，算不得什么大人物，那就换个大的聊聊吧，毛泽东，这够大吧，这个名字可以说是一个雷天下响，国内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毛泽东我也是见过的，不是在电影里更不是在纪念堂，而是活生生的毛泽东。

 　　那是在1970年的过国庆晚会上。那一年，为庆祝祖国的生日，在北京为数不多的学校里挑选了为数不多的好学生，前去参加天安门广场联欢晚会，我很幸运地成为了这为数不多的好学生中的一个。那天晚上，天安门广场华灯齐放，我们载歌载舞，庆祝着共和国的华诞。忽然，广场上响起了庄严而嘹亮的乐曲《东方红》。在那个年代，所有人立刻明白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指向了天安门城楼。虽然我站的位置离城楼较远，城楼上人们的面容我们看不太清，可是，他老人家那叱咤风云的、独有的挥手姿势是任何人都学不来的。我当时的感觉真可谓是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啊，顿时，整个天安门广场变成了沸腾的海洋，万岁之声响彻云霄。那种场景现在再也看不到了，就算找来八个周杰伦也不灵。遗憾的是，我们的位置离城楼确实远了些，看的不太清啊。

 　　　要说近的也有，周恩来。这位人物够分量吧。当年，周总理对国内外大事小情事必躬亲，当外国元首来华访问时，他经常去机场亲自迎接。而当年，还是中学生的我也经常站在夹道欢迎的队伍里，挥舞鲜花，欢迎贵宾。记得那次来的是埃塞俄比亚贵宾，海尔赛拉西一世皇帝。周总理和那皇帝站在敞篷轿车里缓缓从长安街经过，我站在欢迎队伍的前排，双手挥舞着鲜花，当时我和周总理之间的距离绝对在五米之内。周总理那庄严的微笑至今还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除了国内的，国际的大人物也有过一些接触。1972年，中国在乒乓外交胜利后，向美国敞开了大门，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既将来华访问，这在当时可是个大动静。我们学校做了全面的大扫除，所有的玻璃都擦的锃明瓦亮，我还爬到房顶上把所有的杂草拔干净，以防尼克松万一哪天溜达到我们学校来，看到这些给社会主义祖国脸上抹黑的东西。就连临街的违章建筑都要统统拆掉，我有个同学的家就是临街的，家里孩子多屋子小，他们在房子外面私搭了一间，这当然要被拆掉。气得我那同学的妈直骂街“他美国总统来北京碍我什么事呀，凭什么拆我的家呀？”我们都指责她阶级觉悟太低。

　　那次，陪尼克松来的还有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可当时我们对这个名字还不太熟悉，在加上那次我们的欢迎位置比较远，所以没留下太深的印象。可是后来，基辛格却成为了中国的老朋友，前后20多次来到中国。到了公元2000年，他已经是第22次来华了，那会儿他已经下野了，是以美运通名誉顾问的身份来的，很幸运我也参加了接待工作。为了考量我是否具备接待的资质，美国方面还专门派来两个人对我进行考察，他们假装成游客，让我带他们参观天坛，当时我并不知道是哪个大人物要来，这是事前要保密的。在参观的时候，我除了介绍天坛的历史和建筑特点外，还无意中提到了基辛格，我说由于天坛的建筑精美绝伦，就连基辛格博士都前后九次前来参观，基辛格也是学建筑出身的。当我说到这儿时，那两个考察我的美国人大吃一惊，他们问我为什么忽然提起基辛格。我说没什么，想到哪就说到哪，有什么奇怪的。可他们却认为是有人走漏了消息，基辛格来华的事是保密的，事先不能透露。他们回去后，上上下下查了个溜够，到底也没查出是哪一环出了问题，估计够中央情报局喝一壶的。其实，基辛格九次参观天坛的事导游们都知道，平常接团也经常这么讲，这次纯属巧合了。不过，我还是通过了他们的考核，参加了这次的接待工作。

　　那天晚上，当基辛格一干人等走进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时，第一个迎接他的人就是我，他操着一口德国口音的英语对我说：“very nice to see you people”。（见到你们我很高兴）我一听，这英语不咋的呀。我也赶紧回话：“very nice to meet you again”(很高兴再次见到你。）很显然他对我说的“再次”不以为然，因为上次见到他是在28年前，我只是千万个欢迎学生中的一员，他怎么可能看见我呢？基辛格说完话还伸出手来和我握手，我感到那手非常绵软，肯定是没干过力气活儿。想想28年前，第一个和他握手的是周恩来总理，然后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现如今他们都已不在了，站在大会堂第一个和他握手的居然是我，有点意思。 除了这些在朝在位的大人物以外，我还接触过一些下野的历史人物。什么人呢？皇上。我说的皇上绝不是电影或电视里的皇上，那可是实打实的真皇上，爱新觉罗溥仪。当然是早已退了位的皇上。溥仪在被政府特赦释放后曾在政协工作过，而我家又在政协礼堂附近，所以有时免不了与皇上擦肩而过。那次，我正和几个小伙伴在政协礼堂外玩耍，忽然看到溥仪晃晃悠悠的走了过来，他穿着一身蓝，头戴一顶普通的棉帽，看他走路的样子身体似乎出了状况，一个伙伴说，这不是宣统吗，瞧那样快不行了。另一个说，交8块钱火葬费，完事。这话引来溥仪非常愤怒的目光。我还是第一次知道烧人还要收钱的。这些话，要在早年间可谓是大不敬啊，不光会招来杀头之罪，恐怕连祖坟都得让人给刨了哇。我们当时也是淘气的没边，什么都敢说。 后来我也长大了，皇上也早已作古了，可他还有个弟弟依然健在。那年我已经参加了工作，担当旅行社的导游。那天午饭后，我带着个美国团在日坛公园散步，走着走着，看到前面不远处有个写字台，写字台后面坐着个老人，那老人正在用毛笔书写唐诗。我带客人走到近前，欣赏着老人的书法，那老人面容有些清瘦，但很精神，我感觉有些面熟，但又想不起来在哪见过，老人似乎明白了我的心思，笑着对我说：“我是爱新觉罗溥杰，溥仪的弟弟。” “哇塞，皇上的弟弟呀。”这时溥杰又说：“你的客人对书法感兴趣吗，他们要喜欢可以购买，30块一张。”我马上把这话翻译给了客人，并介绍了溥杰的身份，客人只是微笑着，并没人购买，显然他们以为我是在开玩笑。后来，直到溥杰先生去世后我才感到有些后悔，当初我应该买他几幅呀。说什么也晚了。 因为工作关系，我经常可以出入皇宫，望着金碧辉煌的宫殿，现已物是人非，多少帝王将相，早已化作尘埃，夕阳下的红墙黄瓦只能带给人们对往日的追忆。紫禁城内，到处游走着带着红帽子、黄帽子的游客。导游们一手举着小旗，一手拿着电喇叭，在那儿哇啦哇啦的神侃着。同样是作导游的，我和他们的心境还不太一样。每次我来到这皇宫大内时，总会产生一丝睹物思人的感觉。在时间允许的时候，我经常会带领客人到溥仪住过的庭院去看看。那天，我带着两个客人来到了溥仪的院落，按顺序，我们先看了西屋、北屋，最后来到了东屋。东屋里展品较多，都是溥仪年轻时用过的东西。当我们走到南墙位置的时候，一个客人指着墙上的一张照片问我：“这是谁呀？” 我一看，原来是他！冯玉祥。这张照片不禁勾起我对一段往事的回忆。原来，冯玉祥和我家还有那么一丁点瓜葛呢。以前，我太太的爷爷是冯玉祥手下的连长，作战十分勇猛，在一次战斗中，他和一个战友隐藏在一个坟头的后面，敌人的子弹雨点般地射了过来，那坟头很小，只够藏一个半人的，我爷爷为了战友不被射中，主动把身体往外挪了挪，结果被敌人的子弹打折了腿，好悬没把命搭上。因为他为冯玉祥卖过命，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受到了冲击，红卫兵把他拉出去游街批斗，说他保卫过大军阀。其实那些红卫兵不懂历史，冯玉祥和其它军阀是不一样的，当年要不是他在北方牵制住吴佩孚的主力，在南方的共产党就没有机会得以发展壮大，中国的近代史可能就要重写了。就是这位冯玉祥，在1924年，派兵把退了位的宣统皇帝一干人等轰出了皇宫，据说，当时还从皇宫里搜走不少奇珍异宝。后来，为了表彰那些有功将士，冯玉祥把不少好东西奖给了他们，我爷爷也得到了一对古瓶，那瓶有二尺多高，上面画有一对猛虎，栩栩如生，瓶底还印有大红的官窑印记。据说那对瓶是唐朝的，要搁现在值老鼻子钱了。俗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家里有这等好东西我得想办法弄到手，如果爷爷肯把它们酝给我，我一定孝敬他老人家一台大彩电。就是这个主意！于是我坐火车回到了老家。进门就打听那对瓶子的事，爷爷见我们来了很高兴，他对我印象很好，那年他去北京我还给过他10块钱呢，当他听到我打听那对瓶子时，有些遗憾地说：“你早点回来就好啦，昨天刚给卖了。”我一听，哭的心都有了。 “卖了多少钱那？”我问 “俩瓶子，一共给了10快”。 哎呦，我的亲爷爷耶！您可把我毁了。 “那相片到底是谁呀？”客人的追问打断了我的沉思。 “他呀，”我叹了口气说：“说来话长啊，算起来，他和我家还有一点瓜葛呢，你听我从头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