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正月的第一个节日是二月二。二月二，龙抬头，寒风依旧，却是拂面不寒。算不得正规节日，都不在意。

　　除非本家有红白喜事必须回去的，照我的惯例，没特殊事情，春节后一般要等到清明节才回老家上坟。可那年正月二十五叔叔来电话，要我二月二回去。不是因为龙抬头，是因为杜寨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庙会定在二月二，叫“起会”。

　　二月二当天恰好一家三口人都有空，儿子好奇，妻子高兴，于是一致决定回老家赶庙会。

　　乡村庙会我不陌生，不过，对庙会的真正兴趣是在年少时，那时很热衷这个，是封闭年代里乡下孩子感知外面世界的一个窗口。如今在城市讨生活，疏远了乡村，也疏远了庙会。

　　庙会都与庙有关，我村也不例外。我村的庙会是因村东的“二爷庙”。

　　叔叔说，二爷原为一个落榜举子，后为广平府知府的幕僚，二爷为人仗义，爱抱打不平，总是替穷人说话做事，有一年大旱，颗粒无收，饿殍盈野，二爷打着官府的旗号私自开仓放粮济民，结果遭人暗算，被充军西南云贵一带。村人为纪念二爷的功德，在村东修了二爷庙，每年农历六月十三，村里的善男信女都要举行迎二爷仪式。

　　其实，春节回老家我就已得知村里起会的消息，策划和实施起会的是几个善男信女。看见村里墙壁、树木、电线杆上，都贴着起会告示，也并未在意，认为几个老年人未必能张罗好这个大事。

　　可我错了，这几个老年人还真张罗成了。开始他们找村干部，虽不是一件坏事，又在农闲，可村干部有顾虑，默认起会的正当性，却不肯出头露面。于是，这几个老年人决定出面，他们各自分工，张贴告示，号召自愿捐钱献物，而沉寂多年的乡亲们大多也愿意热闹一番，于是一呼百应，顺理成章，少的一百，多的三五百，凑起来唱了五天大戏，一向默默无闻的小村，第一次大规模吸引了三乡五里的眼球。我的叔叔婶子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付出的更多，可很高兴，很有成就感。叔叔管理着戏台前的秩序，我到家一天，也没有坐下来说几句话，中午刚坐下喝了两杯酒，又被人喊走了。

　　会的地点在大街里，各种摊贩在街两边摆放着各种商品，人拥挤着，有时侧身才能穿过。卖衣服的，卖鞋的，几乎在市里的小商品，在这里都能看到，过去赶庙会常见的锄板、粪钩、镰刀、铁钎，很少见到，可能与现在机械化普及有关。让我惊奇的是摊贩中居然有几个是卖金鱼的，金鱼在透明的玻璃缸欢游，五毛钱一条，一块钱三条，买者不少。这很新鲜，过去我们这一带很少有卖鱼的，就是有，也是美食酥鱼，用个砂锅盛着，一条一条卖。鲜红的金鱼是纯粹玩赏性物类，只知道是城市有闲者的玩物，今日农人也把玩起来。回去跟堂弟说此事，堂弟见怪不怪地说，这不稀罕，现在谁家里盖房都装修，比你们在邯郸还强，鱼缸、花盆、淋浴、地暖都有。堂弟说的是事实，现在村里修房建屋不仅敞亮，都是贴瓷砖铺地板，各种实施比城市毫不逊色。

　　乡下人赶会讲礼数，礼品不管厚薄多少，都不会空着手。我小时候赶会都是提一篮子馒头，那年头吃的紧，能有一篮子馒头也算高档了。我刚参加工作那阵子，责任田推行开了，吃的不愁，赶会都是从村头卖油炸食品的摊贩那儿买几斤?子。后来，都是从商店买一箱子方便面或一箱子啤酒白酒。今天看见许多人走亲戚不带礼品了，打听后才知道都是直接给钱，五十一百不等，看关系远近和经济实力。我就不由地感叹，货币化和商品化在偏僻乡下也是无孔不入了。

　　赶会，也可以理解为是赶来聚会，既是聚会，喝酒是免不了的，尤其是乡下男人，喝酒也是联络感情的重要手段。所以，基本是户户摆酒场，家家扶得醉人归。村西一个小子喝醉酒，光着脊梁在大街跑，冲进一个小卖铺砸了个一塌糊涂，第二天他爹领着他到小卖部道歉赔钱。我本家一个侄子喝多了酒，晃晃悠悠来到戏台前发酒疯，他从后台爬上去，在上面大喊大叫又蹦又跳，被几个维持秩序的人扔了下去。村里人允许你喝酒，也允许你耍酒疯，就是不允许你破坏公共秩序，叔叔说这些事时还怒气未消。叔叔曾经是村干部，在村里有威信，婶子厚道善良，他们的号召力有时比村干部都大，比如这次起会。

　　快离开村子时，从婶子嘴里得知二月二起会的另一个原因：镇邪。婶子说，两三年间，村东已经连续有四个年轻人出了车祸。这个我清楚，其中三个是我年少时伙伴，润合在309国道出的车祸，肇事司机逃逸；二林在乡间公路被农用车撞死，司机也逃逸；文贵是从永年县南大堡卖菜回来的路上，被汽车撞碎了脑袋，至今还在打官司。还有一个是我远门本家的年轻媳妇，来邯郸打工时在环城路遭遇车祸。

　　四个年轻人的早逝，让居住村东的人惶惶不安，流言四起。几个老年人商讨的结果是：起会，唱戏，以此镇邪。

　　婶子的话让已经微醉的我心情沉重。回到邯郸，在夜风里我独坐了很久。以前，我总是诗意地理解“二月春风似剪刀”，现在又多了一份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