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读书，不求甚解，只为应付各类期考，误了读书的好光景。青年时读书，囫囵吞枣，人云亦云，自以为是，实则是嚼他人的馍，与自己无半毛钱关系。而今，而立之年即将过半，两眼昏花，记忆减退，才悟出了读书的本质在于沉淀和思索，不光“博闻”，更要“强识”才好。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就从这篇《论贵粟疏》开始罢！

　　 读“论贵粟疏“而评晁错

　　 很小的时候便知道“论贵粟疏“这篇文章出自《汉书·食货志》，是晁错上书汉文帝的一篇关于粮食储备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奏疏，同时也是西汉文学史上较为重要的一篇政论散文。但我却一直没有读过。为什么呢！其一，课本上没有篇目；其二，政论离生活较远，少时的思想还不足以承载起对文言政论的理解和把握；其三，世俗对晁错其人评价不高，谓之曰：不圆滑、不通透云云。至少在我的印象里父亲一直是把晁错当反面典型看的。到了大学毕业，正巧是百家讲坛热播，我也和大多数人一样如同吃文化汉堡一样有滋有味的咀嚼着易中天的评“汉代风云人物”，对晁错的评价也是“峭、直、刻、深”、“ 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等等，其实这些也不是易中天的，而是源于《汉书》这些古籍和苏轼这些大家，和印象中父亲说的大致合拍。缘于此，导致自己认为：一个在历史上没混出声望且还有些狼藉的的反面典型哪能写出惊天之作。所以，我一直都没去碰这篇文章，哪怕是它从眼旁滑过，我也没正眼瞧它，可想而知“积毁销骨”是一件多么令人恐怖的事情。

　　 前日，和妻到劝业场旁的一家古旧书店淘书，碰上大雨却没带伞，便索性找店家要来小凳坐在店里看起书来，正巧碰到的就是这篇“论贵粟疏“，也许是年纪到了的关系，这篇文章没有再一次从我眼旁滑过，而是深深的印在了心里。个人认为这篇文章并不是单纯阐述农业，劝农功、广积粮、薄赋税的问题，而是分析社会时弊，剖析各阶层人群的社会关系和价值取向，关系到固国安邦深层次的韬略。苏东坡在《晁错论》里说必须具备：“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 这三个条件，做事情才能“是以得至于成功”，还举出了禹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的例子，而晁错做事情是不具备这三个条件的。但我认为苏轼对晁错的评价还是有失偏颇的，用“禹治水”来做例子也失之恰当。试想，没有鲧“水来土挡”的治水策略的失败，哪有禹“须顺水性，水性就下，导之入海”治水方略的成功。晁错的“削藩论”和治水的道理可大不一样，哪有前车之鉴的机会，治人的成败往往就在一瞬间，历史哪能重新来过，如果做一些诸如“韩信反了做秦王”、“ 赵匡胤叛乱当即被杀”此类的假设，岂不贻笑大方。再说文帝也说“谏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晁错作为御史大夫，谏言是职责所在，关于采不采纳，那是你景帝的事情，七国叛乱也是景帝应解决的问题，如果要论对错，也不能一味的把这笔账全算到晁错的头上。可惜的是，从史料典籍来看，“七国之乱”的黑锅还都是晁错在背着。呜呼，哀哉！还有袁盎那条“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的点子。到最后，晁错倒是斩杀弃市了，但吴楚也没如袁盎所言退兵啊！所以说这依然是个馊点子。是不是也要把袁盎杀掉呢？景帝不仅痛失了一员谏臣，也成了被袁盎玩于指间的枪手。易老师说如果晁错不提议杀袁盎，袁盎也不会出“独斩错”的计谋。依余见，晁错杀袁盎的理由是：袁盎当吴国宰相，终日喝酒，为自保，每日必报“刘濞不会造反”，现在刘濞反了，袁盎难道没有罪过吗？虽然杀袁盎并无大用，但也不是没有道理。从这点上看袁盎的节操远比不上像康熙年间的云南巡抚朱国治，至少朱国治不怕死。而袁盎杀晁错的理由是：“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连邓公都知道：“吴为反数十岁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不在错也。”难道身为博士的袁盎不知这个道理，泄私愤罢了！人常说“文景之治”，但就这一点而言，景帝还是有一些失误的。当然，既为人，“孰能无过”，依余之意从“削藩之策”到“七国之乱”，是不应该让晁错来蒙冤买单的。至于苏子所言晁错应“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更是荒谬，文官武将各有职责，御驾亲征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从武王伐纣到高祖平韩王信，从唐太宗征高丽宋太祖征辽到康熙平葛尔丹，君王亲征士气才能大振，士气振才能所向披靡，再说皇帝亲征在于鼓舞士气，打仗还有周亚夫不是。如让晁错代替周亚夫出战，这才是最糟糕的点子。东坡居士文采词精美，豪迈奔放，但这点子出的实在太次，也难怪苏轼仕途坎坷，和司马光、王安石都尿不到一壶里，到了六十二岁还流落在天涯海角的儋州，可叹可叹！教别人易，做自己难啊！

　　 再反过头来看晁错的这篇“论贵粟疏”，逻辑分析严谨，文笔犀利流畅。对我有较大的震撼，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分析时弊，一针见血，对两千年后的今天依然受用。从这篇文章也看出了，两千年前的人和两千年后的人思维模式是相同，没有太大变化，只能说科技进步了，人的思想层次本身是没有改变的。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这段话仿佛说的就是我们当前的社会现状，耕地大幅度减少，种植粮食的成本高收入少，旱涝不保收，而且国家城镇化水平低，各类资源都优化在城市，没有配置在农村，甚至没有配置到小一点的城市，导致大城市越来越大，农村原来越穷，户籍制度再严苛、房价再贵，也无法阻挡占国家人口80%的农业人口大幅度涌入城市的步伐，他们没有户口、没有住房、没有学历，吃苦耐劳的尚可以打工度日，好逸恶劳的则作奸犯科，甚至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太多太多的实例可以佐证晁错在两千年前说的这番话是多么的精辟。这不仅仅说的是农业的问题，还暴露出了社会资源配置、人口结构、城镇化进程等一系列的社会时弊。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这一段寥寥数语勾勒出钱财和粮食孰重孰轻的问题，其实是从深层次阐述社会价值观取向的形成原因，不仅仅是钱财与粮食的关系，还包括道德、文化等等一些形而上的东西。民众是趋利避害的，何为利，何为害，往往是看上层建筑的价值倾向。比如在统治者都在大肆收购房产的时候，你说房市会跌，老百姓会相信吗？再比如连黄海波这样的影视大腕都开始嫖娼的时候，你说嫖娼是道德败坏有悖社会伦理，老百姓会认同吗？再再比如当黑老大都能做到人大代表位置上的时候，你说人大代表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呼出人民的心声，老百姓会同意这种说法吗？纯属掩耳盗铃，无稽之谈。当前社会之所以从上到下都形成了普遍以金钱获得作为成功的唯一标准，以左右逢源做为会处世的立世法宝的价值体系就是在两千多年漫长的文明史中逐步形成的，不是哪个时代的问题，古今同理。所以在我们这个赖以生存的国度里，再成功的人都无法达到比尔盖茨那种看淡财富，救助贫困的境界。因为我们只是是成功而已，而这个成功仅仅代表的是金钱财富的聚集，与其他无关。

　　 “农者，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读这一段时，我想起了一个故事，不仅哑然。前些时日，与一个做警察朋友聊天，朋友告诉我，在某地一个夜总会的女公关（女公关的定义不解释）休息室里发生了这样一起案件，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公关把自己买的一部苹果4s手机放在凳子上，自己扭头和别人说话，另一个岁数与其相仿的女公关趁其不备，就把这部手机盗走后离开。报警后，警察通过调取监控发现了盗窃者，并通过数日相关方式，抓到了盗窃者，并追回了手机。当我的这个朋友向被盗者发还手机时。那被盗手机的小女孩笑着说道：“你们警察为了我的这个手机跑了几天，工资又低，又挺辛苦的，如果知道这么麻烦，我就不报警了，我本来也想过两天换个手机的，还是谢谢你们啊！”我朋友听后，愕然半天，本想顶她两句，后来又觉和小女孩犯不着，还是算了。朋友笑着问我：女孩这话是谢他呢？还是寒碜他呢？我笑着说，你自己体会罢。这件事其实很生动的演绎了晁错这段话的含义。风月场所的卖笑之人，如果以法（也可以看做“道德操守”）来看，应该属于“耻”的行列；而破案缉凶的警察，应该是护法人、执法者，道德典范（“李东生”“文强”之流不包括在内），应该是属于“尊”的范畴；如果把这名女子的话当成世俗的眼光，岂不是法（道德）所尊崇的，变成了世俗所瞧不起的；是法（道德）所鄙视的，反而变成了世俗所推崇的。这还只是风月场上小女子的想法，那些日掷千金的暴发户们和投机倒把的商贾们更不知把法（道德）看成是个什么不起眼的玩意了。“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这也正是泱泱大国应该感到悲哀的地方罢！

　　 从这篇“论贵粟疏“可以看出晁错是个有超凡智慧和洞察力的人，对社会矛盾的要害也把握的非常的准确，对“贵粟”的理解，我认为不是单纯的重视粮食，而是希望以国君代表的统治阶级在对臣民的价值导向的引领上，必须摒弃拜金享乐主义，尊重劳动，使法之所尊与世俗之所尊、法之所贱与世俗之所贱相互印证，这样国家才会安定，法律才会有效。两千年过去了，这篇文章虽脍炙人口，世代相传，但时至今日，社会现状离文章之期许还有太长的路要走。道德、法治在人心上的重建远不是百年之功。苏子说贾谊“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还是很赞同苏轼在这一点上的看法。

　　 撰文五页，无他意，在自己心中为晁错平下反，以纪念少年时不求甚解、人云亦云的黄金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