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李克强总理同龄，有着相同的求学岁月：从小学入学到大学毕业都历时20年，几乎同时入小学、失学、入中学，同时上山下乡、参加高考、被名牌大学录取。

　　从1962年到1982年，从7岁到27岁，历时整整20年，我才断断续续地上了４年小学、４年中学和４年大学。其中，４年小学在“文革”前，４年中学在“文革”期间，４年大学在“拨乱反正”后；其余8年时光，有3年多失学，有4年多上山下乡。

　　1982年1月，作为恢复高考后中山大学首届毕业生、理学学士，我本来被学校分配到国家统计局工作。但我“思乡心切”， 抱着建设家乡的信念改由中大分配回湛江工作。在湛江，我竟然遭遇“不靠谱”分配，以至跌入社会底层。

　　或许是我国对“不靠谱”的零容忍，或许是当年其他地方也有高校毕业生遭遇“不靠谱”分配， 仅仅半年后，我国高校毕业生分配即实行重大改革，由高校直接将毕业生分配到具体用人单位。我遭遇的“不靠谱”，避免了学弟学妹再遭遇“不靠谱”。

　　 小学只读了4年

　　 1955年6月，我出生在广东阳春县（市）。出生前，才华出众的父亲已从阳春县调任广东省人民政府监察厅监察员。但好景不长，父亲因其大哥曾任国民党乡长（解放前已带兵起义，投奔共产党），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在我呱呱落地时被调离广东省监察厅，先后被调到阳江县合山区政府、阳江县委农村部、华南工学院湛江分院工作。

　　童年，我跟随父母在阳江县城（江城镇）生活。学龄前，我在姨姨辅导下，已自学了低年级语文、算术。1962年8月，母亲带我报考阳江县江城镇“五年制”的第二小学，面试考的是简单的汉字和算术题。走出二小，母亲买了一只面包，算是给我的奖品。香喷喷的面包没来得及放进口，就被街头流浪汉一手抢走。饥饿的童年，我没留下吃面包的记忆，却留下被抢走面包的苦涩。

　　父亲于1959年“南下”湛江，在华南工学院湛江分院设备科任科员，出差成了家常便饭。一次出差上海，父亲因失窃被迫“挪用”了数百元公款。1960年，湛江开展“三反”运动，父亲被湛江“三反”领导小组无辜打成“贪污分子”，遭受“降一级工资、戴贪污分子帽子”的处分，并于1961年被调离湛江，发配吴川县。1963年3月末，我与妹妹、弟弟跟随母亲乘车离开阳江，辗转几百里来到吴川，与蒙冤的父亲团聚。从此，一家五口定居吴川。

　　由于迁居，小学一年级我就读于两地：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初，我就读于阳江县江城镇第二小学，任组长；1963年4月，我在吴川县梅?镇“五年制”的实验小学继续完成第二学期的学业。

　　我虽不勤奋，但天资聪颖，无论是在阳江，还是在吴川，学*成绩在全班、全校均首屈一指。1964年7月读完小学二年级，实验小学建议我跳一级读四年级。只因年纪小、个子小，父母不同意，我才“按部就班”读三年级。

　　小学几年，作业不多，都在课堂上完成。午饭后至下午上课前的二三小时，我常泡在学校附近的书店里，许多中外名著令我爱不释手、过目不忘。高中毕业后，一位原名美珍、后改名红卫的大眼睛女同学告诉我：多年前她亲耳听父亲的部下林广说，我仅用几小时（夸张！）就看完长篇小说《红岩》，并复述出主要内容。

　　校园内外，我倍受老师厚爱。一次，实验小学组织全校学生干部免费观看电影《雷锋》，班主任破例让不是班干的我一同观看。三年级的班主任欧景钦老师曾带我到他的水乡老家玩，还帮我理发。

　　我读小学四年级时，当地教育部门搞了一次小学生作文竞赛，“六年制”小学挑选一名五年级尖子生参赛，而实验小学是全县唯一的“五年制”小学，按规定挑选一名四年级尖子生参赛。我毫无争议地被选中，并且不负众望，名列作文竞赛前茅。那年的“六一”儿童节，我的作文被用毛笔全文抄出，悬挂在县文化馆展出。一同在文化馆展出的还有我的几本全得满分的算术作业本。

　　我读小学四年级时，实验小学作出决定，让我提前一年考初中。我一边照常上四年级的课，一边自学五年级课本。正当我踌躇满志地备考初中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不再是学校。……

　　 搭上初中“末班车”

　　 “文化大革命”给我一家带来了无尽的灾难。1966年，我11岁，妹妹9岁，弟弟4岁。“伟人”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开展后，先是在吴川县中医医院当护士的母亲，因为有“海外关系”以及一些政治上原因，“莫须有”地失去了自由。随后，已被调到吴川县人民银行工作的父亲也同遭厄运，被关进“监护所”。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我和妹妹一同失学，二人“留守”在残缺的家中，年幼的弟弟被送到湛江，寄养在姑姑家。在被拒之于校门外的3年多时间里，我忍受着心灵的伤痛，自学了初中的数学。

　　1968年，“红色恐怖”下的阳春县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突如其来的横祸向亲人飞来，父亲的两个哥哥、两个嫂子，还有20岁出头的侄儿及宗亲，十几条鲜活的生命在光天化日之下惨遭屠杀。远离阳春的父亲也被列入阳春县“大屠杀”的黑名单，幸亏吴川掌权人念及父亲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已失去自由的父亲才没被追杀到吴川的“屠夫”带走，幸免于难。

　　大难不死的父亲1969年重获自由，为儿女入学四方奔走。由于“失学少儿”多，吴川县教育部门扩招了一些学生。在中小学开学一个多月后，我和迟我两年读小学的妹妹一同幸运地搭上了读初中的“末班车”，一同就读于梅?镇立新小学，成为该校附设初中班的同班同学。弟弟也结束“寄养”生活，就读小学一年级。

　　初中生涯，印象最深的是班主任那张没有一丝笑容的脸。班中的“扩招生”像是被载入了“另册”。一次班集体外出活动，我和几个同学在回校途中就近回了家。第二天，班主任把我们批评了一通，还发狠话：不守纪律，就不要再来上学！

　　稍后，学校的教学接近正常。我出类拔萃的学*成绩令班主任刮目相看，他的脸上偶尔露出了笑容。

　　班主任教语文，一次给全班同学布置的作业是写一篇小说。我居然写出洋洋万字的“小中篇”，赢得老师的好评。

　　沐浴着班主任脸上的阳光，不足两年的初中生涯很快划上了句号。而初中阶段完成的“小中篇”，竟然在十几年后激发起我的创作欲望，使我1989年成为吴川文联专职副主席，1993年成为广东省作协会员。

　　 “考试+推荐”进吴川最高学府

　　 1971年7月，我国教育界有所回暖。吴川的高中招生首次实行考试与推荐相结合，使我有幸遇上久违的“升学考试”。我以名列前茅的考试成绩获得父亲工作单位推荐，最终被吴川最高学府——第一中学录取，成为七一（五）班一名学生。

　　入学时班级是“部队”建制，我的班级号称“七一连五排”。

　　当年贯彻“伟人”的“五•七”指示，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高中两年，体力劳动是“必修课”，全校学生硬是用肩膀挑走了大片土坡，挖出一个标准的大型运动场。

　　学校还养猪。一次，每个学生分得半斤煮熟的猪肉。在我印象中，那是最香的猪肉。

　　我们的学*逐渐正常。共开七门课，每科都有科代表。我是数学科代表。物理老师也想让我当科代表，但一个学生只能当一科的代表。每学期期中、期末都有考试。每次考试，我七科的平均分都超过90分。高一的一次期中考试，我的平均分高达98分，其中数理化英100分，语文95分、政治93分、农基98分。

　　高二时，学*更有气氛，还搞了一次学科竞赛，竞赛科目是语文、数学、政治。我是全校唯一有两科获奖的学生。

　　但好景不长。高中毕业之际，出了个“白卷英雄”。一觉醒来，教育重回到“解放前”。

　　 中专梦碎水果场

　　 1976年7月，在高中毕业三年后，我得到了被推荐选拔读中专的机会。

　　此前，我响应“上山下乡”号召，放弃“留城”生活，于1973年12月与妹妹一同落户离家50多里的吴川县黄坡水果场，成为月薪18元的知青。在果场劳动将近100天，我和近百名同时落户的知青一起，被抽调加入以干部为主体的“吴川县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简单集训后，我们组成一个个工作组，进驻开展“路线教育”的大队（行政村），对农民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由于我在工作组任资料员，基本摆脱了体力劳动，仅凭“笔杆子”就入了团，并获得先进工作队员、学雷锋积极分子、优秀共青团员等光荣称号。当1976年高等中专学校按推荐、选拔相结合原则面向社会招生时，已“经过两年上山下乡锻炼”的我，荣幸地“被推荐”，并有机会“被选拔”。

　　那次“被选拔”的经历，富有戏剧性。30年后的2006年，我以《一次失败的“被选拔”经历》为题，写下了那次“被选拔”的过程——

　　7月，一年中最炎热的月份，也是色彩斑斓的月份。呈现在知青们眼前，可能是红色，也可能是黑色。

　　7月的一天，十几名已“被推荐”的知青聚集在水果场办公室，接受党和人民的“选拔”。

　　主持“选拔”的是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林广和县教育局李股长。“被选拔”的名额只有6个，意识着我们当中大部分将成为拥有黑色的失败者。

　　“选拔”过程十分民主。在林副部长、李股长主持下，先由我们知青分别口头提名，每人限提六人，然后累计提名票数，提名票数居前六位者将“被选拔”。

　　20多平米的水果场办公室异常安静，静得可以听到彼此的呼吸声。我们十几名知青轮番站起来，从各自的口中说出一个个名字。每个人都仔细地听着、计算着，大家都知道自己得到的提名数的份量，它有可能改变整个人生！

　　轮到姓李的女知青提名了。在座十几名知青数她和我有交情：童年时她和我同在县委大院居住；读高中时，她是我的邻班同学；不久前，我用自行车搭载她从水果场回城，一路五十里车轮飞转，上坡也视若平地。我想，她没理由不投我一票。

　　也许是她太紧张了，也许是我在她心目中份量不够重，口齿伶俐的她在一口气提了六个人名后，才记起了我。于是，我十分失望而又有所安慰地得到不被认可的一票。命运真是捉弄人，仅仅因为这名女知青在关键时刻的健忘，最终我以一票之差名落一姓孙的女知青之后。而“被选拔”的六人最终有四人通过“复审”进了湛江财贸学校等中专学校。

　　林广是我童年时的大朋友。我名落孙山，他也觉得很遗憾，悄悄地安慰我说：“大家互相不够了解。”

　　 大学梦圆1978

　　 “四人帮”倒台后一年，我的知青生涯并没有一丝改变，依然是路线教育工作队队员，辗转进驻吴川不同的大队。邓小平复出后，毅然决策从1977年起恢复高考，始于1966年的十多年废学局面终于被改变。

　　由于经历了令亿万人恐惧的十年“文革”，我在1977年11月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依然不相信单凭考试成绩就能上中专、上大学，压根不把即将到来的高考放在心上。倒是回水果场时，单名“群”的美女口口声声唤我“大学生”，令我十分尴尬。我真切地回答她：“如果我有大学读，狗都有毛料裤穿！”

　　在报名时间截止前一天我报考了理科。填报志愿时，除了填报3所大学外，还可以填报3所中专学校。第一次填报志愿时，我填报的大学第一志愿是“清华”，中专第一志愿是“湛江财贸学校”。第二次填报志愿时，我才将填报的大学第一志愿改为离家较近的“中大”。

　　1977年12月11、12日，我和20岁的妹妹、15岁的弟弟一同参加了“文革”后首次高考。广东全省实行“开卷考试、独立完成”，文理科均在两天时间里考四科，理科考语文、政治、数学、理化。作文题是《大治之年气象新》。我考得并不理想，有的考试内容从没学过，一道10分的物理题本来做对了，一念之差却改对为错。

　　高考前后，我在吴川县委姓阎的书记蹲点的吴阳公社（镇）桥头大队搞“运动”。1978年2月的一天，我在桥头大队接到县“运动办”的电话通知，要我去一趟“运动办”。我以为县里又要“书记点”的“情况”，骑上单车就往县城赶。回到家里才得知，我已考上中山大学（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录取通知书已寄到县“运动办”。那一刻，我恍如做梦。我又记起我对“群”说的话：“如果我有大学读，狗都有毛料裤穿！”没见狗有毛料裤穿，我却快有大学读了！

　　17岁的表妹（姑姑的女儿）高中刚毕业也考上中大（物理系）。我妹妹只读了2年小学、2年初中，自然没考上。弟弟虽没考上，但几个月后应届高中毕业，第二次参加高考考上本科高校。

　　多年后我才知道，当年全国有570万青年参加高考，录取大学生仅27万。由于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问世，数学家陈景润影响了一代人，中山大学数学专业是当年最大热门，录取分数甚至高于清华、北大。在吴川县的理科考生中，我的考分最高。不过当年没有“高考状元”一说。

　　上大学前，我在街头邂逅1976年到水果场主持“选拔”的李股长。他拍了拍我肩膀说：“你是因祸得福！”

　　 数学学子的大学生涯

　　 1978年阳春三月，是“文革”后首批高考新生入学的日子。在离开校园将近五年后，我来到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广州，在中山大学开始了四年大学生涯。

　　我们数学班40多人，来自全国各地，有军官，有工人，有农民，还有未毕业的高中生，来自本省的居多。与其他班级相比，我们数学班同学年龄最小，最大的25岁，最小的只有15岁。入学前我身份是知青，但从事的是“路线教育工作”，“搞笑”的余家强同学常戏言我是“‘四人帮’工作队”。而我每次都把“‘四人帮’工作队”更正为“毛主席工作队”。那时，我并不知“路线教育”是“极左”，在我心目中，毛依然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大救星”。

　　由于我们数学班云集了全国各地的尖子生，我的学*成绩并不出类拔萃，但即使学*不算刻苦，成绩也稳居“中上”。由于入学后我坚持长跑，体育反而成了我的强项。大二那年，学校组织环校长跑比赛，参赛学生数以百计，小个子的我居然跑出第八名（奖品是一件运动衣）的好成绩。当我冲向终点时，全班仅有的几名女生都聚在终点线附近为我呐喊助威。那一刻，我成了最幸福的人。

　　四年大学生涯也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入学不久，评选“先进学生”，我们班只有一个名额，无记名投票产生。我把我这票投给了团支书*强，他是我心目中大好人。收票的是一班之长，他一边收票一边打开票看，自然看到我这票投给了*强。

　　一年后的一个晚上，从图书馆自*回来，我很快爬上了二米多高的床。正待合眼，看见班长与一名班干走进房间，讨论学生的助学金。班长二话不说，就把我“提”了出来。经过班干示意，班长才发现我睡在床上。也许是受到我的“影响”，这学期我的助学金没减少。但到了一年后再调整助学金时，我每月的助学金即由两位数减少到一位数，降幅达五成。

　　大三时，我们班评选“三好学生”，从期中考试平均分超过85分的学生中产生。评选前，班长宣读他统计的85分以上的学生名单，惟独漏了我。

　　转眼间到了大四，我突然感觉我有能力当班长，并且有能力做得更好。于是在我们班改选班干部时，我毛遂自荐当班长，并发表了“竞选演说”。无记名投票时，我赢得部分同学支持，差点改写了我们班历史。多年后经过“社会大学”实践，我才幡然醒悟：“能力”并不代表什么，即使“能力”是“1+1”，也不能简单地与“2”划上等号。

　　大学期间，还发生一件不和谐的小事。和我同住一室姓姚的“军官”(连长)，抽雪茄时冲我脸上喷了一大口，还说：好香！我很生气，当下指责他。姚“连长”没想到会被指责，也很生气，甚至扬言公开我的“秘密”。我猜测他一定是从姓许的辅导员那儿偷看了我的档案，而档案里有我亲人在“文革”期间被关、被屠杀的文字。

　　姚“连长”最终没有公开我的“秘密”。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的档案很快有所改变——

　　阳春县合水镇“革命委员会”给我的亲人作出“结论”：解放前后为党为人民做过有益工作，是比较好的同志；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干扰破坏下被残害致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翻，平反昭雪，恢复荣誉。

　　1968年在阳春县合水镇制造“大屠杀惨案”的元凶被绳之以法，其中姓黎的元凶1979年被枪决，姓吴的元凶、“文革主任”被判12年徒刑。

　　1980年，吴川县委纪律委员会实事求是地把我父亲的“贪污”更正为“工作差错”，取消“原处分”，恢复原工资。

　　当年，桥牌作为校园文化流行于大学，与吉他、溜冰、跳舞一道被称之为“四大时髦”。中大是较早开展桥牌运动的大学，而几次桥牌近在咫尺我却未能相见。直到大四第二学期，吴江波同学和一本《桥牌入门》才成了我的桥牌启蒙。我学会记分就召唤同学打牌。数学学子天生是打桥牌的料，个个无师自通，短短几天时间，桥牌便成为班上“第一运动”。数学班“第一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成了我留在中大的惟一印记。而对桥牌相见恨晚，是我在中大四年留下的最大遗憾。

　　 毕业分配遭遇“不靠谱”

　　 1981年末，四年大学生活即将结束。全班同学都拿到了毕业证书，绝大多数同学还拿到了“理学学士”的证书，被赋予“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重任，等待分配工作。“青黄不接、人才奇缺”是当年国情。中大毕业生是不愁嫁的“皇帝女”，甚至比清华、北大毕业生“抢手”，就连中央、国家机关也舍近求远，千里迢迢到中山大学要人。

　　这天上午，数力系一把手黄海书记找我谈话，委托本系一学生找遍半个校园，从东区图书馆此前我从未到过的三楼把我召到数力系办公室。黄海开门见山地动员我去国家统计局工作，我至今依然记住黄海至少说过五遍的话：北京比湛江好。那时，茂名、阳江也属湛江地区，我们班有七八位同学来自湛江地区，如果我不去北京，将被分配回湛江地区工作。

　　黄海不厌其烦地做了我半小时思想工作，我才答应去国家统计局工作，但依然对南方人能否适应北方气候有顾虑。当天傍晚，即将分配到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工作的吴川老乡张敬向我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湛江地区新成立了对外经委等部门，迫切需要大学毕业生。张敬还向我大谈在北京洗澡、如厕等诸多不便，还有风沙、干燥等诸多不适。

　　说服我不去北京后，热心的张敬当即向黄海转达了我的意愿。

　　1982年1月，我抱着建设家乡的信念由中大分配回湛江地区，由湛江地区人事局分配工作。我“思乡心切”，迫不及待地到湛江地区人事局报到，等了几天，却等来“不靠谱”的分配：我竟然被分配到“湛江地区建筑公司驻茂名建筑队”，工作是“教夜校”。和我同时由中大分配回湛江地区工作，同时到湛江地区人事局报到的林良基同学的遭遇同样“不靠谱”：他连“湛江”的边也没能沾上，直接被分配回家乡阳江县，由阳江县人事局分配工作。

　　我和林良基在湛江的遭遇反馈回中大后，中大也认为湛江地区人事局“不靠谱”，当即提出让我和林良基回校重新分配。但我和林良基已在湛江地区人事局报到，身不由己。

　　或许是我国对“不靠谱”的零容忍，或许是当年其他地方也有高校毕业生遭遇“不靠谱”分配，随即引发我国对大学毕业生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从1982年7月起，我国改变了由大学把毕业生分配到人事部门，再由人事部门分配到用人单位的做法，大学毕业生一律由大学直接分配到具体用人单位。我和林良基遭遇的“不靠谱”，避免了学弟学妹再遭遇“不靠谱”。此后几十年，中大学士被分配到建筑工地“教夜校”的悲剧可能没再重演。

　　 永远的中大“七七”学子情结

　　 1984年1月，在毕业二年后我第二次重返中山大学。

　　我和仰慕中大的“另一半”漫步在东区熟悉的校道，与熟悉的黄海书记不期而遇。黄海没变化，依然是数力系一把手，依然骑着那辆笨重的旧自行车。他下了车，跟我打声招呼，问了近况，便匆匆而去。此时此刻我对黄海依然没特别的情感。直到毕业整整20年，在当地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买官卖官的环境下，我从吴川市文联副主席（副科级）的岗位“被离岗”，成了一名打工仔，身兼编辑、记者、总校对等职，被誉为“泰斗”、“台柱”，月薪仅400元，我才猛然醒悟：当年的湛江老乡黄海书记对我是厚爱有加、用心良苦，所言“北京比湛江好”，是金玉良言。

　　此时，身边一些大中专院校毕业生陆续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一些没能考上大中专学校的学生、知青，在当上干部、老师、工人，甚至临时工后，也通过各种途径拥有了中专、大专、本科乃至研究生文凭，踏上仕途。当年和我一同在吴阳公社搞“运动”的一名同龄队员，更官至吴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而我成为吴川官场失败者后，也赢得吴川市委组织部一位官员撰文称赞：“视官场如粪土。”

　　2012年11月10日，中山大学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原数力系）举行77、78级校友聚会，提前给我发来邀请函。我回复一信：毕业30年，在母校学到的知识一点也没用上，我实在没勇气回母校补穿学士服、补戴学士帽……

　　聚会前我已得知，我们班40多位同学，有一半以上早到了国外或海外，而留在国内者，如涉足官场，都成了部级或厅级或处级官员，如从事教学、研究，都成了教授、研究员。而我们班最倒霉一人，姓周，大学四年他和我同住一室。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外省一所知名大学任教，很快当上大企业“老总”，前途无限。不料在上世纪90年代他到毗邻吴川的电白县虎头山考察时，为救助同行的女子双双溺水而亡！

　　由于各种原因，我们班仅三分之一同学参加了这次聚会。一同遭遇“不靠谱”分配的难兄难弟林良基已苦尽甘来，不远几百里从阳江市赶回母校聚会。当年，他最终被阳江县人事局分配到阳江一中任教。而我最终回到给了我父亲第二次生命的吴川县，由吴川县人事局分配到吴川县外经委工作。1983年3月初，我参加了湛江地区外经委在阳江县召开的外经工作会议。到阳江头天傍晚，我沿着读小学一年级时每天走过的路，走进了阳江一中校园，很容易地找到了林良基同学。他尚未走出遭遇“不靠谱”分配的阴影，情绪十分低落，少不了对社会不公的抱怨。也是，中大“七七”数学学子，当年在哪所高校任教都绰绰有余，何至于教中学？就连咱班一位几乎每学期都要“补考”、没获得学士学位的“差生”，当年被分配到外省一所高校，20年后也成了广东一所名高校的教授。当年湛江一所高校得知我被分配到吴川县学非所用，也好意邀我到该校任教。多年后，我再与林良基联系时，他已告别教师生涯，成为阳江市人事局、阳江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的官员。2010年3月，他官至副处。

　　当年取代我去了国家统计局的杨泽军同学已官至副部。因工作忙他没回校聚会，但给母校发回了视频。

　　尽管毕业后一直没见面，但杨泽军一直赢得我敬佩和尊重。在校时，他经常帮我理发，有求必应；他还是我的桥牌搭档，我俩在一次比赛中打出一副精彩的牌，至今我依然记忆犹新。

　　到国家统计局工作后杨泽军依然打桥牌，曾在国家机关的大赛中夺得亚军。而我更把象征着文明和智慧的桥牌从中大带回吴川。上世纪90年代，我带领吴川桥牌队勇夺湛江市桥牌大赛“三连冠”；2000年，我带领吴川桥牌队勇夺广东省乙级锦标赛冠军，创造了县级队晋升广东省甲级队的奇迹。近年，桥牌走进粤西名牌大学——广东海洋大学；吴川也组建粤西首个桥牌俱乐部——“南方月”桥牌俱乐部。最近半年，我三次到广东海洋大学参加湛江市桥牌比赛，均夺冠而归。2014年4月20日，我率领“南方月”桥牌队战胜以教授为主体的广东海洋大学桥牌队。唯有在桥牌赛场，我才显示出中大“七七”数学学子的智慧；也唯有在桥牌赛场，我才展现出中大学子的风采。

　　而我的同学在更多更广泛领域如教学、研究乃至官场，均把中大“七七”数学学子的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大名鼎鼎的朱熹平，一举攻克世界数学难题誉满全球，早已成为数学力学系一把手（现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2013年，荣升中山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湛江同乡李居鹏当年被分配到国家公安部，后成为中央维稳办官员，据说多年前已官至副部。分配到广东省电大的余家强几年前荣升副校长，官至副厅。

　　我更关注的杨泽军同学先是任国家统计局平衡统计司副处长、统计科学研究所处长；1993年调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处级干部，后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经贸局局长、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报告起草组成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成员；2012年5月荣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长。1993年以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依次是江泽民、朱?基、温家宝、李克强。

　　（完稿于 2014。5。15）

　　个人简介：广东省作协会员，吴川市政协委员，原吴川市文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