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年近半百的我在人生舞台上经历了一次角色转换，离开广东省吴川市文联专职副主席的岗位，到该市新闻战线当了一名打工仔。

　　 我与新闻工作算是有缘。上世纪80、90年代我在吴川外经委和吴川文联工作，一直是报刊、电台的通讯员。1998年，吴川市委宣传部拟调我到该部主编《吴川报》，因吴川市委任命的文联新领导未到岗，我才继续留守文联。2001年吴川市文联新领导到岗后，悉逢吴川市创办全国公开发行的《吴川报》，新成立的吴川报社人手不够，把我借去当编辑、记者、校对。2002年，我按广东省制订的相关政策申请“离岗退养”获批准，从而离开了已工作长达13年的吴川市文联，离开了文联专职副主席的岗位，真正成为新闻战线一名打工仔。

　　 准确说，2002年我成为了一名“打工记者”。

　　 那年，我近47岁，开始了人生新的征程。从副科级的官，摇身一变成为一名“打工记者”，角色的反差不可谓不大。但由于我淡薄名利、不留恋官场，我很快适应了角色的转换。

　　 凭着长期当报刊、电台通讯员的经验，凭着当作家长年从事文学创作的文字功底，我工作起来得心应手，无论是当编辑，还是当记者，都出类拔萃。新创办的《吴川报》在吴川大地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我编的版面多，被采用的稿件多、有分量，一时间，我在吴川的知名度甚高。吴川一位知名作家曾以我离岗退养打工的经历，撰写题为《吴川有位副科级打工文人》的报告文学，入编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文化人风采录——亮丽人生》一书。文中，记录了我在新闻战线打工头一年的成就——

　　 在吴川报社工作短短一年时间里，他再次谱写了人生的辉煌：在责任编辑岗位上，他或编《要闻》、《综合新闻》，或编《鉴江》、《社会与人生》、《文化广场》、《教育视窗》、《家庭广角》、《理论园地》、《生活百科》、《休闲时光》等副刊，每期编二至三个版；在兼任的记者岗位上，他采写并发稿200多篇，约26万字，其中60多篇还被《湛江日报》、《湛江晚报》等上级报刊采用。2002年，他被湛江日报社评为先进通讯员；他还被聘为《湛江日报》、《湛江晚报》特约通讯员……

　　 2005年10月，因工作需要，我离开了吴川报社（已变更为吴川市新闻中心），到吴川电台当记者。此后，我把对新闻事业的满腔热情全部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几年间，不分工作日和节假日，我坚持每天写1-2篇新闻稿，有时一天写4-5篇，满足吴川电台新闻节目每天播出所需。粗略统计，我在吴川电台工作8年多，采写并被吴川电台采用新闻稿件4800多篇，其中2000多篇被湛江市报刊、电台、湛江新闻网等上级媒体采用，年年都有新闻作品获湛江市新闻奖。2006年我采写的新闻报道《吴川外出党员上网接受先进性教育》除被吴川、湛江报刊电台采用外，还在两家国家级报刊刊登，并获2006年度湛江市新闻奖。近年吴川发生重大事件，我都第一时间赶到事发现场深入采访、深度报道。我采写的《吴川市区中心市场10 。 20特大火灾纪实》（连续报道）、《王村港边防干警张钧勇斗持枪歹徒负伤》（连续报道）在吴川电台播出受听众好评，获湛江市新闻奖。我率先采访报道的李娥（卧床写诗）、李颐年张泽民夫妇（扶贫济困）、袁国庆（医德高尚）、李世炎（廉价行医）等先进典型，经吴川和上级报刊电台传播，成为吴川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

　　 在新闻战线当“打工记者”的12年，是我苦乐人生的12年。从当“打工记者”的第一天起，我就爱上极富挑战性的新闻工作，无论工作多劳累都乐在其中。但乐中也有苦。由于我年近半百才打工，加上我有“退养”的收入，我的工薪一直很低。在吴川报社工作时，我身兼编辑、记者、校对、总校等职，被誉为“台柱”、“泰斗”，但“打工”头一年，我的月薪仅400元；第二年才提到500元。后来经过努力争取，我才被批准与新参加工作的员工“同工同酬”。尽管我在半百之年拿到的是“新兵”的工薪，但此后每次遇到有提薪机会，我都要经过一番努力才能获得正常的提薪。由此，我领略到了打工的艰辛，人生的阅历也丰富了几分。

　　 时光流逝，白发已悄然爬上我的两鬓。回眸十多年新闻工作人生，虽有酸有苦有辣，但更多的是甘甜。流入心田的涓涓甘甜，激励着我为新闻事业奋斗不息。如今，我已58岁高龄，依然保持着年青人的干劲，保持着对新闻工作的激情。不分工作日和节假日，我依然坚持每天写1-2篇新闻稿。假如新闻事业需要，我还会在新闻战线干1、2年，乃至3年、5年，从一名新打工仔当成一名老打工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