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很小的时候，就听到了他的故事，父母在讲，叔叔阿姨在讲，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人都在讲。因为大家的口口相传，他自然就成了我们那里的名人，他的故事在无数人的嘴里被反复地咀嚼，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其实，我也是听很多人说过他，却从未谋过他的面，甚是遗憾。当初听着他的故事长大的我现在还在听着旁人对他的娓娓道来，只是大家在重提他的时候，眼里少了当初的神采奕奕，不知是喜是悲，是褒还是贬了。

　　 小时候，家乡的人都以他为傲，他是大山深处腾飞的第一条蛟龙，凭借聪慧的头脑和孜孜不倦地努力，年青睿智的他一举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那里的第一个博士后，犹如鲤鱼跳龙门般地跃出了那滋养他身心的青山绿水却贫穷落后的家乡，轻而易举地进入了首都的名校担任教授。在那个交通尚不发达的时代，偌大一个乡镇要数去过北京的人应该也是寥寥无几吧，对于长期居住在深山里的人们首都北京就只是一个只能在梦里想象的地方了。自此，他就像个英雄似的矗立在人们的心中，父辈们最是喜欢用他的事迹来教育激励孩子，而跟我差不多年龄段的孩子就是当时被教育的对象。只是，当时的自己却未能吸入日月之精华，囊括大山之灵气，对于大人们眼中的英雄我仅仅只是当作课本里的一则故事来读了，没有太多的感慨，毕竟那人那事我都没有接触过，自然比不上父辈的情感来得强烈、来得震撼人心。只是，我能深切地体会到照在他及他父母头顶上熠熠生辉的光环，一举在我们那拥有几万人的乡镇迅速扩散开来，如平静的湖面被突然扔进了一块大石头，激起满湖的浪花，久久不曾退去。

　　 他的事情总是源源不断地以书信的方式从首都传来，只可惜，他的父母都是目不识丁的庄稼人。每每接到他的来信都只能欣喜若狂地奔到自认为是漫卷经论的乡村教师的家中，请人代念，请人代笔回信。因为有了旁人的参与，他在北京的生活便有了传播的合理途径，他不再是父母的孩子，而是关切他的所有家乡人的孩子，大家因为他而更加牵挂北京这个地方。以至于，我们都知道了，他在北京取了老婆，买了房子，日子过得如鱼得水。

　　 渐渐地，他的书信少了，他的父母也不曾如先前那般频繁地出入乡村教师的家中了。他见不到父母望眼欲穿的迷离眼神，他感受不到在孕育他长大的地球的一角还有与他血脉相融的熬灯夜守人正在孤独地挑灯思念。因为他的事业如日中天，因为他的新家需要他更多的付出，就这样，他将自己遣送至了名利至上的新台阶，用忙碌装点了匆忙的脚步和疲惫的身心。

　　后来，小村有了电话，一根缆线将内外的两个世界轻松地连接了起来。起初，能够装上电话的并不是一般的人家都有那个能力，新装一部电话至少也得两三千，所以就有聪明且手头还比较宽裕的人有那个福分了，一个村里大概就一两部。旁人都只能去那里接打电话，一个人接一次两元钱，打电话就奇贵，特别是长途，没人敢轻易打出去，都是接的比较多，要么也只是将电话拨通挂断，再等那边回过来。

　　 从那以后，乡里乡亲都会在电话的主人家见到两双浑浊的眼睛，不时地往电话瞅瞅，安静地候在一旁。清脆的叮铃声想起，老人的眼神变得异常兴奋和激动，当主人大声地叫到某某某接电话的时候，老人出彩的眼神猛地黯淡下来，只沉默地数着别人脸上的笑纹。一天天的日子就在接电话者的嘀嘀咕咕中度过，角落里的老人两行浑浊的污水自眼角流出，轻轻地用衣角拭去。只是这样的等待一直未曾中断，只要有空，老人就会去静候。旁人都不忍心看见老人的忧伤，只淡淡地安慰，也许他真的太忙了，等过一阵会打来的。也有人建议拨过去，可老人总摇头，总不能让自己的思念影响儿子的工作哇！

　　 偶尔也有兴奋的时候，当主人叫到老人接电话的时候，那满脸的笑意会比所有接过电话的人来得更加浓郁，更加幸福。儿子的声音自话筒缓缓流出，旁人都听见了，老人却听得模模糊糊，原来一时的兴奋，老人竟将电话拿倒了，用听的那端对着嘴巴，说的那头扣着耳朵。主人急忙上前纠正，惹得旁人一阵哄笑，笑得老人枯瘦发黑的脸庞泛起朵朵桃红。 通话的时间不过十来分钟，可老人却要回味到下次再来接电话的时候。

　　 看到两老人眉开眼笑，旁人打趣到：什么时候也随儿子上趟北京，给我们山里人长长脸？老人总幸福地回答，快了，快了，等儿子忙过了这阵就去。这样的话放出去，收回来的就是几多艳羡的目光以及旁人的啧啧声，都说老人有福气，养了这么个有本事的儿子。老人从来都不拒收这样的称赞，也颔首会意。

　　 渐渐地，老人就成了乡里去北京的代表，见面时，邻人都会招呼一句，什么时候去北京？而老人总回答，快了，快了。只是这个快了也不知道到底是多快，回答的多了，老人的语气明显的没有了当初时的底气。老人有时也问自己，“快了”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这个“快了”一晃晃走了六年，一个清空万里的春日，他裹一身笔挺的西装挺进了山村，一副宽边眼镜抵挡不了回家的渴望。几乎是一路疾奔到的家门口，事先没有通知。因为某些原因，学校许他一个星期的假，他自然是卷起行囊冲进父母的视线。足足六年，不曾见过父母了。因为之前的忙碌，他竟不知何时将瘦弱的父母藏进了一个无暇顾及的角落。他的突然出现着实乐坏了日思夜盼的父母，几行热泪簌簌落下，打湿了脚下的寸土。他扑通一声跪下，埋头哭泣，卸下所有的疲惫、脱去所有的伪装，将自己退化成父母眼中那个依然未曾长大的孩童。

　　 在家乡转悠了几天，他带着父母一同去了北京。人们都在感叹，老两口有福了。

　　 没想到一月不到，老两口竟然出人意料地回来了。原因甚是简单，粗野惯了的乡下人过不惯大都市的文人生活。语言不通，两老人见人像个哑巴似的。各家各户的大门紧闭着，两老人被地域囚禁在那一方百来平方的白色屋子里。在大山里翻山越岭、走门串家惯了的老两口咬咬牙倒是还能忍受，因为有儿子在身边。

　　 半个月后，儿子出差。儿媳特地从超市买回来一大袋红薯，笑意盈盈地说，这是粗粮，得多吃。从小吃红薯长大的老人见了红薯就反胃，也许是因为以前吃得太多，把胃口给吃伤了的缘故。只是媳妇依然顿顿如此，餐餐红薯。老人知道，那是儿媳在嫌弃他们，故意整的，想逼老两口早日回乡。待到儿子出差归来，老两口便坚持着要回去，只说过惯了山里的生活。看到父母态度如此强硬，没法，他只得将老人又送了回来。

　　 逢年过节，邻居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带着大包小包的礼品都来娘家送节，清香的饭菜自邻家飘出，欢快的笑语自邻家溢来。老两口就只能守在儿子为他们新装的电话旁等，只能等，不敢拨，生怕自己拨的不是时候，遇到儿子正忙，耽误儿子办正事。

　　 咱儿子忙啊。

　　 咱儿子是北京的大教授，出息着呢。

　　 咱儿子长大了，有自己的小家了。

　　 有本事的都在外头闯，没本事的才在身边呢。

　　 他离家越远说明他的本事就越大。

　　 老两口总这样坐在电话旁嘀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