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耕从南宁回到家里，又立马将《为了理想》重新抄写修改一遍，并改名叫《真情》，愚耕通过三个多月的努力，赶在过年之前，终于将《为了理想》抄写修改成《真情》，如果不去试一试得话，愚耕都不敢相信，他还有可能将《为了理想》修改得更好，而实际上《真情》确确实实要比《为了理想》修改得更好，所谓的修改主要是增加内容的深度，而很少做删减，写东西本来就是写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很难改写成另一种样子。愚耕可以理解为什么托尔斯泰创作《复活》，原本是打算创作成一个短篇，但经过六次修改后，结果创作成了一个长篇，曹雪芹创作《红楼梦》，自称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想必每次都是增得多，删得少，以至于最后有那么多字数，如果愚耕以后，还会将《真情》抄写修改一遍得话，那将肯定会是越修改字数越多。

　　《真情》比起《为了理想》的修改程度，当然不能与《为了理想》比起《放纵情感》的修改程度，相提并论，但给愚耕带来的惊喜与自信，却是差不多的，关键因为，要在有毛病的基础上修改成没什么毛病，要比在没什么毛病的基础上修改得更好，要容易得多。

　　愚耕带着《为了理想》，找过那么多出版社，找过那么多报社，还做过其它努力，却始终被像捂盖子一样捂住了，不让显心露水，不让出头，愚耕感到黔驴技穷，再怎么带着《为了理想》弄下去，也很难有突破，整个大环境，愚耕全凭一人之力，怎么也改变不了，但愚耕可以从自身找原因，可以还把《为了理想》修改得更好，所以愚耕真的又将《为了理想》又抄写修改成《真情》，愚耕有了《真情》，又可以将《为了理想》封存起来，好像《为了理想》已经功成身退，轮到《真情》冲锋上阵了。愚耕也确实心疼《为了理想》有些被弄破损了，舍不得更加被弄破损。

　　2009年正月初十，愚耕带着《真情》去北京打工，这是事隔五年后，愚耕第二次去北京打工，北京的变化肯定怎么着也赶不上，愚耕个人的打工经历的变化，愚耕再次选择去北京打工，等于是不想让他的打工经历再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平常得很。

　　正月十一半夜愚耕到达北京西站。

　　正月十二上午愚耕到达皮村。

　　正月十三愚耕在凯撒家具厂木工车间找到活干。

　　愚耕在凯撒家俱厂，换过几样工作，大概干了半年多后，突然被辞退，愚耕又在润丰集团生产加工基地润丰铝业找到活干。

　　愚耕在润丰铝业干了二十天后，又突然被辞退，愚耕又在意风家具沙发厂包制车间，找到打包的活干，愚耕在意风家具干到年底，也就辞工结清工资回家去。

　　2010月2月9号晚上，愚耕回到家里。

　　愚耕以前只知道，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愚耕没想到，北京也还有这么多工厂，愚耕带着《真情》来北京打工，当然不是冲着北京的工厂来的，愚耕一年之内在北京换过三个工厂，而且都是在当地非常有名的工厂，可见愚耕打工的经历相当突出，愚耕甚至还去过一次亦庄找活干，但在愚耕看来根本不值一提，更不能与他以前经常在一年之内就换三四个地方打工，相提并论。

　　愚耕带着《真情》来北京打工，主要是冲着北京做为全国的文化中心来的，愚耕早就想好，只要等过了2008，等北京办完奥运会，就再次来北京试试，不然愚耕早就会再次来北京试试，愚耕以前带着《为了理想》，每到一个地方打工，只能采取一点行动，又要换一个地方打工，几乎换到没地方换了，而愚耕带着《真情》来北京打工，就可以采取很多很多行动，真是想怎么采取行动就怎么采取行动，更何况《真情》比《为了理想》还要写得好，也就相信会比《为了理想》的际遇有重大突破。

　　由于愚耕打工的地方都在离皮村很近的那一块，离市区很远，愚耕又不会上网，又不喜欢打电话，所以愚耕采取行动的效率很低，但总体确实采取了不少行动，要说清愚耕到底采取了哪些行动，有什么效果，确实是件很费劲的事，甚至是件令人很不愉快的事，完全可以单独写成一篇小说，小说名称嘛，就叫《手稿流浪记》，好像愚耕要全凭一人之力，来成全北京做为全国的文化中心的地位，愚耕很想看看，北京凭什么够得上全国的文化中心的地位，愚耕喜欢拿北京的情况与各地方上的情况作比较。

　　愚耕找过很多次人民文学出版社，找过三次读书生活知识三联出版社，找过一次作家出版社，找过一次中国青年出版社，找过一次北京大学出版社，找过一次北京出版社，找过三次北京大学，找过二次鲁迅文学院，甚至还找过一次搜狐。

　　愚耕还将《真情》抄写过两份，大概有两万多字的样品，分别送往京华时报、北京晚报。

　　愚耕还在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的介绍下，于10月10号晚上11点到12点，在北广传媒新闻广播做过一次谈话节目。

　　愚耕后来还找过法制晚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新京报。

　　愚耕一年之内采取这么多行动，几乎没有一点真正的效果，这就是北京，这就是人们心目中全国的文化中心。

　　《真情》唯有一次，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放置了四个多月份，那编辑还跟愚耕谈了几句，想必那编辑没怎么看一看《真情》，等于是《真情》白白地放置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四个多月，比起那么一点点效果，还不如损失大，如果勉强要把那么一点点效果夸大的话，那么只好说成是，就好像随便拿一样物品，放置在有名的寺庙里，放置久了，自然而然、多多少少沾了一点佛光，可以说成是被有名的寺庙的高僧，开过灵光，做过法术，成了一样法器，但愚耕并不稀罕，《真情》已经写这么好了，哪还需要沾什么佛光，做什么法术，《真情》一出世，就身世显赫，渊源流长。

　　就是光从《真情》的写作水平来讲，已经好得很啦，愚耕无法想像他还可以在《真情》的基础上，修改得更好，《真情》的写作水平，就更加不能与其它任何作品相提并论，愚耕才不会忍心，让《真情》像一个初生婴儿那样，去参加“最小说”那样的文学选秀。

　　有必要再次特别强调，因为愚耕不会上网，使得愚耕采取行动，都是硬桥硬弓，很不灵活，好像《真情》到底写得怎么样，与愚耕实际采取的行动，完全脱节，完全是两码事，愚耕明明觉得《真情》已经写得很好很好，牛气冲天，然而实际采取行动，却故作卑微，好像对《真情》没什么信心可言，好像是一个小学生，拿自己写的作文给老师看，愚耕因为不会上网带来的损失，足以抵得过一个随随便便写点什么东西，发表到网上的人，慢慢有些气名，甚至成为作家。

　　愚耕2004年带着《活路》来北京，那时作家出版社十分爽快地就接稿，而愚耕带着《真情》去找作家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公开说明，不接手稿，如果愚耕要投稿，只有在网上先投一万字左右的样品，然后再根据反映，看是否继续在网上投稿，出版社越来越按自己的选题来出版，出版社出的书越来越多是编辑，鼓捣出来的是编辑在其位，谋其职，脑力劳动的成果，好像不用接任何稿，都忙得不得了，还在年头就确定工作量已排到了半年以后，哪还能接搞，哪还有心看手稿。

　　而读书生活知识三联出版社里，有人还不无认真地挖苦说，愚耕的《真情》应该放进博物馆。

　　好像愚耕的作品越来越修改得很好很好，还比不上，时代变化的越来越快，愚耕的《真情》还出世不久，就好像成了老古董，就算愚耕还要在《真情》的基础上，修改得再好，又有何用，谁叫愚耕不会上网，好像光是因为愚耕不会上网，还用手写，就能断定，愚耕用手写出来的没有一点先进性，思想肯定落伍后，还是古时候愚公移山，铁棒磨成针那样的传统思想，好像光看愚耕还带着《真情》亲自找来，就认定愚耕是个土包子。

　　愚耕带着《真情》，去找北京大学出版社，结果门口里的保安，毫不留情地把愚耕挡住了，根本不让愚耕见一见编辑，并傲慢地告诉愚耕，人家编辑都弄得是文学，好像愚耕这种土包子写出来的《真情》，还不如他自己随便写出来的东西，更加象是文学，好像断定愚耕这种土包子，写出来的《真情》，无非就是讲他以前如何在火车站睡了一夜，如何吃了一碗二块五毛角钱的拉面，这种打工故事，那是什么文学，登不了大雅之堂，就好像一个卖鱼的，就是写出一箩担诗歌，还是只配回去卖鱼，而北大教授，只发表过一篇鲜为人知的诗歌，就成了当代诗人，就可以上百家讲坛开讲，大讲特讲文人搞创作需要找到感觉。类似的情况，还在读书生活知识三联出版社碰到过，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碰到过，还在鲁迅文学院碰到过。

　　愚耕有一次带着《真情》去找北京大学文学系，有一位文学系老师表示他们从来不接手稿。

　　愚耕有一次带着《真情》去北京大学，干脆将《真情》全都摊开在百年讲堂前面的广场上，然后迅速离开，并去某食堂里吃午饭。

　　愚耕吃过午饭，返回到百年讲堂前面的广场上，却发现《真情》不见了。

　　愚耕不怎么担心，在北京大学这种地方，还有人会将《真情》当垃圾一样捡掉，结果得知，原来是校卫队捡掉了，并好不容易，才从校卫队办公室，领回了《真情》，又一次让愚耕的期望落空了，愚耕原还以为那样做，会引起不同的凡响。北京大学也不是一个可以自由畅想的地方，都是些智商很高的凡夫俗子，很多方面，比菜市场还要世俗，比股票交易所还要功利，难怪愚耕的那位最了不起的老乡，在北大图书馆当了半年图书管理员，就看出那些文化阶层的人没什么了不起的。

　　有意思的是，愚耕有一次带着《真情》去找北京出版社，愚耕左等右等，等到下午上班时间过了很久，才在北京出版社的前台，给一位编辑打通了电话，希望能跟那编辑见个面，让那编辑看看《真情》，由于愚耕很少打电话，电话中不太会说话，这次更是因为等了很久，十分着急，在电话中确实一开头就对那编辑有点冒犯，好像有点说成是编辑让他等了这么久，应该负点责任，竟惹得那编辑发无名火，说是凭什么要让他看愚耕的手稿，都听不懂愚耕跟他说了半天都说了些什么，浪费掉他这么多时间，等愚耕急忙道了歉，那编辑才平息了火气，但还是明显对愚耕有偏见，并直接了断地问愚耕有问题没有，如果问题大的话根本没必要看一看愚耕的《手稿》。

　　愚耕当然清楚，那编辑问有问题没有指的是什么，愚耕怎么可以谎称一点问题也没有，所有关节打通了，只等着排版印刷发行，好像愚耕带着《真情》找来只是要一起合作作一笔出版生意，但又不同于一锤子买卖，具体情况具体商量，不能怪愚耕猜测得太武断，实在是出版社的作为，太令愚耕失望了，然而普通大众，总是毫无缘由地对出版社的作为，推崇得不得了，编辑更是牛得不得了。

　　愚耕碰到好多好多人，都明确表示如果愚耕的作品能够出版，肯定会认真拜读，但愚耕找了这么多出版社都不能出版，肯定水平不怎么样，甚至很可能连报社的人，也都这么认为。愚耕碰到过一位《财富》杂志的编辑，那编辑劝慰愚耕应该体谅编辑的难处，其实编辑的工作量特别重，还着重建议愚耕应该赶快学用电脑打字，其实用电脑打字简单得很，一学就会，愚耕学会用电脑打字，学会上网，就会少走许多弯路。

　　愚耕碰到过一位在读书破万卷文化公司上班的唐小姐，还是湖南老乡，好像是做图书推广的。她自称书市上销售的书其实都是垃圾，她自己很少再买书看

　　就不必更多地具体说明，愚耕采取的一些行动，愚耕总算领会到，北京做为全国的文化中心是怎么一回事，还是那句话，北京是一个实用主义最盛行的地方，北京能够提供的生存条件已完全利用尽了，北京做为全国的文化中心这一重大优越条件，确实养活了不少人。可分为很多行当。

　　愚耕虽然在北京能够利用的生存条件极为有限，但从愚耕在北京采取的行动看来，完全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完全是用行动制造出文化，整个北京就是他演出的舞台，真是想到什么办法，就按什么办法去做，好奇心永远得不到满足，愚耕越来越感到无论他是怎样打工的，他都越来越像一个文人，而那些利用北京做为全国的文化中心这一种大优越条件，养尊处优的人，一点浪漫主义的做法都没有，真是太平庸了，不要以为那些人看上去了不起就真的很了不起，再怎么道貌岸然也与文人相差甚远。都只不过是在其位，谋其职领一份工资罢了，顶多还额外搞些创收，很难从中产生出文人，愚耕可以理解为什么托尔斯泰都八十多岁了，还突然抛弃一切，离家出走，真正的文人就应该有浪漫主义做法，按照温家宝总理的说法，就是一个民族，不但要有人盯着前面要走的路，还要有仰望星辰的人，这个民族才会有希望。

　　后来，愚耕想好了要回家后，再将《真情》重新抄写修改一遍，并又改名叫《继伤痕》，完了他就把他所有的手稿都带来北京作一个个人的部分手稿展，说是部分手稿展，因为愚耕还弄丢了《活路》与《一个人的世界》，如果能把《活路》和《一个人的世界》找回来，在北京作一个个人的全部手稿展，那将多吓人，就是没有《活路》与《一个人的世界》，愚耕在北京作一个个人的部分手稿展，也挺吓人的，但不得不让愚耕更加想起，要是能找回《活路》与《一个人的世界》在北京作一个个人的全部手稿展，那该多好呀。

　　愚耕家里有一部底稿，也就是天书，有一部《放纵情感》，有一部《为了理想》，再加上《真情》，再加上愚耕还要将《真情》抄写修改成一部《继伤痕》，完完全全够资格来北京作一个个人的部分手稿展，肯定是破天荒头一次有人这样做。愚耕将要彻底的浪漫一回，彻底地当一回土包子，彻底地想到什么办法就按什么办法去做，幸亏他不会用电脑，幸亏他不会上网，如果他会用电脑、会上网，又怎么可能会写出这么多手稿来，愚耕想要在北京作一个个人的部分手稿展完全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是一种天意。愚耕尽情想象得出他将他的所有手稿，带来北京作一个个人的部分手稿展，将会是多么地有份量。

　　愚耕从北京回到家里，真的立马就将《真情》重新抄写修改一遍，并改名叫《继伤痕》，愚耕相信有怎样的状态，就能发挥出怎样的写作水平，愚耕要想在《真情》的基础上修改得更好，就必须要有比以前将《为了理想》抄写修改成《真情》更好的状态。

　　愚耕因为想到，将《真情》抄写修改成《继伤痕》，是为了要带去北京作一个个人的部分手稿展，就必须要显得一部比一部明显写得好，就必须要强调他是同曹雪芹创作红楼梦一样，已经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不但要展示他最终写得有多么多么好，还要展示他是怎么坚持十年，抄写修改过五次的，《继伤痕》作为最后第五部手稿，更应该写得最好最好，当作是最终定格，当作是一劳永逸，以后再也不可能还将《继伤痕》抄写修改一遍，真正写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啦。

　　所以愚耕的整个状态很振奋，特别因为《真情》在北京受到很多次冷遇，甚至歧视，使得愚耕暗自更加要争回一口气，完全投入进去，就连大年三十正月初一、初二，都没有间断，连春节联欢晚会都没看，就更不用说看其它电视。

　　有必要说起愚耕在北京一年当中，又看了很多很多书，实话实说，愚耕总以为，他在北京一年当中，又看了很多很多书，肯定会对他将《真情》抄写修改成《继伤痕》起到很大作用，然实际上，愚耕确实感觉不到起到了什么作用，愚耕确实感到，《真情》在北京受到很多次冷遇，甚至歧视，才是他有信心将《真情》修改更好的原动力，甚至是灵感的发源地，关键因为愚耕越来越不在乎出版社的评选要求，天知道出版社的评选要求是什么。愚耕一次又一次抄写修改他的作品，并不等于愚耕一次又一次改变他对自己的作品的评判标准。愚耕自信能够经得起他的评判标准的审察，就相当不错啦。管它能不能出版呢，愚耕是心里有话就要说出来，要有深刻的思想，必需要有深刻的行为，不要做凡夫俗子，不要做爬格子的。

　　2010年3月31号，愚耕就将《真情》抄写修改成了《继伤痕》，速度比以前任何一次都快，可见愚耕是多么地投入，不能再说成是修改得更好，只应该说成是有了很大的突破，愚耕几乎肯定《继伤痕》已经完全定格了，以后不可能还会将《继伤痕》重新抄写修改一遍，愚耕又不是要拿他的所有手稿去申请吉尼斯记录。

　　愚耕用一个红色箱包，将那部底稿也就是天书，将《放纵情感》，将《为了理想》、将《真情》、将《继伤痕》全都装进去，装的满满的，有几十斤重，而且那部底稿，《放纵情感》、《为了理想》还都没有拆封，看上去很像一个个炸药包，这五部手稿，也就是愚耕的命根子，唯有这五部手稿才能表明愚耕的真正身份，世上再也找不到任何比喻来表明这五部手稿的传承关系，就不用费脑筋试试想出一些跟五样东西相关的事物，来比喻这五部手稿的传承关系，世上跟五样东西相关的事物太多了，甚至还有跟五样东西相关的传说，但这五部手稿的传承关系，确确实实独一无二，怎么比喻都只不过是牵强附会，更何况愚耕还曾将《放纵情感》完全抄写过两遍，分别叫《活路》与《一个人的世界》，使得这五部手稿的传承关系更加像是天意

　　4月2号，愚耕就带着所有的手稿动身去北京，与其说是去打工，还不如说是去专门作一个个人的部分手稿展。

　　4月4号上午，愚耕到达皮村。

　　4月4号下午，愚耕在意风家具厂，重新找到活干，而且还是干去年同一样活。

　　4月5号，愚耕就在意风家具正式上班干活，这都不在话下。

　　4月6号，愚耕请了一天假，带着他的所有手稿，去找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帮忙，愚耕要作一个个人的部分手稿展，不是随随便便弄一下就算了事，但具体怎么弄还得看情况而定，愚耕竟然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把他的所有手稿都带到北京来了，是一定能够作一个个人的部分手稿展，愚耕能想到的最最下策是，大不了将他的所有手稿摊开在马路边上，惑天桥上。而且愚耕已经在意风家具厂弄了一块长条形的白色布块，并用大头笔认认真真地写上“愚耕的部分手稿展”几个字样，还写有手机号码，还写有“嘿嘿”两个感叹字，可见愚耕不是不可能真的将他的所有手稿摊开在马路边上，惑天桥上。但也要选择一些有影响的地方去试一试，愚耕对北京已经很了解了，不会不知道选择哪些地方试一试，会比较有影响，当然像天安门广场那样的地方，愚耕肯定不敢去试，估计愚耕带着他的所有手稿连天安门广场进都进不去，愚耕从来不会做出对社会治安有冲撞的举动，但不妨碍愚耕开玩笑一样想起，如果能将他的所有的手稿摊开在天安门广场，那会多么有意思。

　　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的办公室是在王府井书店北门东侧的北方佳苑饭店的地下三层318室，愚耕去年就去过几次，并不陌生。

　　愚耕带着他的所有手稿，找到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办公室，见到只有一位男工作人员，等了一些时间，又来了一位女工作人员，愚耕这次最主要的收获就是将他的所有手稿摊开在一张办公桌上，任由小小鸟的那女工作人员进行拍照，当然那男工作人员也帮着拍了拍照，那女工作人员答应会将这些图片放到小小鸟的网站上，帮愚耕宣传一下，至于说愚耕想让小小鸟帮他作一个个人的手稿展，那还得愚耕自己打电话跟小小鸟的老板说，那女子作人员还给了愚耕一张小小鸟的老板的名片。

　　愚耕知道，想让小小鸟帮他作一个个人的部分手稿展，不是一下两下就能商量定的，觉得这次来找小小鸟已经收获不小啦，而且愚耕带着所有的手稿，专门请一天假，来一次小小鸟也确实不容易，那女工作人员既然将愚耕的所有手稿都拍了照，愚耕以后如果还来小小鸟商量如何作一个个人的部分手稿展的话，就不用再将他的所有手搞带来了。

　　可以说，愚耕已经在小小鸟办公室做了一次愚耕的部分手稿展，只不过参观的人数只有两位小小鸟的工作人员罢了。

　　愚耕甚至还对这两位工作人员念完了他的《继伤痕》里最后一章，仅几分钟而已，那两位工作人员明显被打动了，说是愚耕念得太投入，太忘我了，内容确实很好，湖南口音也确实很重，有些听不太懂愚，但更显得有感染力。

　　耕之所以会试念一章给这两位工作人员听，因为愚耕已明确想到如果真正到了作手稿展的时候，除了让人们参观一下他的手稿的庐山真面目外，主要还是坐下来，听他念几章《继伤痕》里面的内容，倒要让大家来听听他写的如何，并做一番交流，而且愚耕想到念的时候，不要刻意用普通话来念，要完全用平常说话的口音来念。甚至想到如果能用四川话来念，听起来会更有味道。

　　听说赵树理写出来的东西，一定要念给他的毫无文化的父亲听，如果他的父亲有听不明白的地方，他就一定要做修改，直到他的父亲都能听明白，愚耕保证会他一念出来，就能让人听的很明白，保证会听得津津有味，比听单口相声，比听评书还要有味得多，深刻得多，比起希望听到掌声，更希望听到发笑，实质上那两位工作人员仅只听完愚耕念了几分钟后，就总是对愚耕笑嘻嘻的，好像不管有没有完全听懂愚耕带有浓重湖南口音所??的?容，但一下子就能听出愚耕是个很有趣味的人。好像一下子互相都很了解，马上产生了友谊，一点不用怀疑，如果真的到了作愚耕的部分手稿展的时候，效果会非常非常好。

　　愚耕还进一步想到作手稿展最好选择在一些大学校园内，那样会容易吸引到很多师生，容易产生一些影响，可以毫不谦虚的说，愚耕感到成功在望，而且肯定不只是作成一次愚耕的部分手稿展，肯定可以作成很多次，愚耕的部分手稿展，真是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就一定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美气十足。

　　接下来，是该轮到说一件对愚耕造成灭顶之灾的突发冤案，如果不是这件突发冤案，愚耕怎么还会提起他将《为了理想》抄写修改成《真情》以后的事情来，愚耕在《引子》里就提起过他在北京的事情，怎么还会提起他在北京的事情来，愚耕在关于《为了理想》的结尾，不是明确说到，他越来越懒得提起一些事情，越来越懒得把现实说清楚吗，愚耕那时就真的决定再也不提起以后的事情来，但他会越来越喜欢，用实际行动把现实说清楚，用实际行动进行创作，文字的浪漫哪抵得过行动的浪漫。

　　这件对愚耕造成灭顶之灾的突发冤案，迫使愚耕不得不再次拿起笔来，就像当年鲁迅拿起他那支笔那样，发泄心中的恶气。

　　不卖关子啦，直接就事说事吧。

　　在去年年底，愚耕就接到小小鸟打来的一个电话，原来小小鸟只是向愚耕作年终问候，愚则告诉对方，他打算好了又要回家将《真情》修改一遍，并改名叫《继伤痕》，而且想好，明年要来北京作一个手稿展，对方很是赞赏，愚耕还这么坚持从事文学创作，对方当然认为愚耕的文学是属于打工文学，很希望看到愚耕的作品能够早日问世，不要总是还浮不出水面，对方还问愚耕知不知道，最近出了一本《中国式民工》的书，造成了很大影响，好像这对愚耕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更加要坚持打工文学的创作。

　　愚耕则叫成是《中国是民工》，确实不知道出了《中国是民工》这本书，愚耕光听书名就自以为猜到了八九分，以为是社科类的书，不足为奇，早就应该有人拿农民工这个社会问题做出几本像样的书来，这几乎可以当作是出版社的一个重大出版选题，可以鼓捣出一个系列的书来，就不用再假拟出一系列的书名来，这要比动不动就拿柏拉图、苏格拉底、道格拉斯、荷马等等那些死掉了的欧州白种人来做成一些书，要现实得多，迫切得多，但并不是说那些拿农民工这个社会问题来做出一些书的人，就真的对农民工有深厚感情，就真的不歧视农民工，就真的对农民工这个几亿人的群体有多么了解。

　　愚耕今年刚来北京，就从报纸上无间看到了有关《中国式民工》的作者的报道，愚耕这才知道是叫《中国式民工》而不是他原先听成的那样，叫《中国是民工》，愚耕这才确实，真正猜到《中国式民工》是本怎样的书。

　　就像愚耕从报纸上看到那作者的像貌，就对那作者一点也不好奇一样，愚耕一看到《中国式民工》这个书名，就对《中国式民工》的内容一点也不好奇，愚耕甚至没有记起那作者叫什么名字，可见那篇报道并没有引起愚耕的太多在意。更不存在任何比较的心理。

　　4月6号下午两点，《中国式民工》在王府井书店六楼开新闻发布会，不用说肯定打的是打工文学的旗号，不用说，肯定会就农民工这个社会问题大谈特谈。

　　愚耕原来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碰巧小小鸟的那位女工作人员突然跟愚耕说起这件事，认为这对愚耕是个机遇，愚耕听了，简直不敢相信，这也太碰巧了吧，最碰巧的地方是，愚耕碰巧把他的所有手稿都带来了，就别提愚耕当时有多么兴奋，多么得意，愚耕完全冲昏了头脑，情绪高涨，几乎想都不用想，就能断定这对他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机遇，千载难逢，比起他要做一个个人的部分手稿展都重要多了，毫不夸张地说，愚耕当即就感想到，历史将证明，这次《，

　　中国式民工》的新闻发布会对其作者的意义，还比不过对他的意义。愚耕并开玩笑半认真地跟小小鸟的那两位工作人员打起哈哈来，说是他要把他的所有手稿带上去搅局，说是他要跟《中国式民工》的作者pk一下，说是他要把《中国式民工》的作者的风头抢过来，甚至说要从新闻发布会的主席台将《中国式民工》的作者拉下来，让他坐上去。虽然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可见愚耕心里是多么地冲动。小小鸟的那两位工作人员也能看出愚耕并不是完全在说笑话。除了就此也跟愚耕开开玩笑，还不无认真的提醒愚耕到时候在新闻发布会上不要这的作出一些特别出格的举动。那只会适得其反，吃亏的是自己。

　　愚耕不敢保证，他到时会做出什么举动来，愚耕不太做得出特别出格的举动来，愚耕心里是怎么想的，与实际怎么做的是两码事。

　　快到下午两点，愚耕空手去王府井书店，主要先看看能不能把他的所有手稿都带到六楼的《中国式民工》的新闻发布会中去。

　　愚耕一进到王府井书店就听到广播里广播《中国式民工》的新闻发布会的消息，可见《中国式民工》的新闻发布会确实很隆重，愚耕更加冲动得不得了，愚耕还没上到六楼，看到有人可以带行李箱包上去，愚耕赶紧返回小小鸟办公室，要将那个已将好了他的所有手稿的红色包带到《中国式民工》的新闻发布会中去。

　　愚耕带着那个红色包，在王府井书店乘电梯上去时，看了看了时间，正好是2点14分。

　　愚耕带着那个红色箱包一进到王府井书店六楼的《中国式民工》的新闻发布会的门口里，立即就蹲着心急火燎地打开红色箱包，将里面的手稿一部一部都拿出来摆在地上，才不管这新闻发布会是怎样的情景，好像愚耕这样做完全不用经过脑子考虑考虑，愚耕这样做确实不算是特别出格，好像愚耕早就养成了这样做的*惯，愚耕既然将他的所有手稿都带到《中国式民工。》的新闻发布会中来了，就必然会这样做。愚耕这样做也尽量不想引起旁人注意，几乎偷偷摸摸地迅速完成的，但在愚耕这样做的时候，旁边还是有一个人傲慢地质问愚耕：“ 这是要干什么。”愚耕看都没看那人一眼，一边照样蹲着不停地拿出手稿摆在地上，一边仅只轻轻地嗯了一声“不干什么。”完了马上就迅速离开了，才不管那人的态度如何，才不管那人是何许人也，这正是愚耕的一惯行事风格，愚耕又是在跟自己打赌。愚耕相信绝不会只有那个看到他这样做的过程，愚耕那样做的过程仅只有十几秒，却感到惊心动魄，愚耕除了把五部手稿按前后顺序分别摆在地上，还把那块用大头笔写有“愚耕的部分手稿展”几个字样、写有手机号码、写有“嘿嘿”两个感叹字的布条拿出来摊开在工地上，等于是因地制宜地作了一个愚耕的部分手稿展，连那红色箱包的盖子都没有合上，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在《继伤痕》的三本本子的面上，都有用大头笔写的中国打工文学开山之作的字样，愚耕这样做确实有搅局的味道，所以愚耕才会迅速离开，不然愚耕怎么可能会没有兴趣在《中国式民工》的新闻发布会中呆下去。

　　愚耕迅速离开《中国式民工》的新闻发布会，立即就乘电梯下去，并在王府井书店的大门口外面的阶梯上坐下来，心情无法平静，许多推己及人的想法都一股脑在脑海里呈现。一点也不用担心，他的所有手稿在那样的场合会弄丢，甚至打算在一直坐在这阶梯上等着，等到新闻发布会完了，再上去拿回他的所有手稿。

　　愚耕大概只等了十几分钟，就按捺不住了，重新进到王府井书店乘电梯上去，愚耕甚至还故意又挨了一点时间，好像还没做好心理准备，这么快就返回新闻发布会中去。

　　愚耕又稍微挨了一点时间后觉得心态比较平稳，也就直接返回新闻发布会中去。

　　愚耕返回新闻发布会中，竟发现他的所有手稿，他的红色箱包连那块布条都不见了，察觉不到他刚才那样做产生了丝毫影响，就好像他完完全全是这才赶来的人。

　　愚耕是粗心大意惯了的人，还并不担心他的所有手稿就这么弄丢了，估计肯定是被人收起来了，不容许他针锋相对地在这种场合作“愚耕的部分手稿展”，等新闻发布会完了，自然有人把他的所有手稿还给他。

　　但愚耕没有看到他的手稿，能不着急吗，很快愚耕还是忍不住轻轻地问门口里站在一张桌子旁负责类似接待登记的戴眼镜的男青年，那男青年肯定也看到了愚耕刚才将所有手稿摆在地上的全过程，那男青年经愚耕一问，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告诉愚耕是让书店里的工作人员收起来了，请愚耕放心好了，丢不了的，一点也没有责怪愚耕刚才为什么要将所有手稿摆在地上的意思，明显对愚耕刮目相看，那些所有的手稿对愚耕的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不在话下。

　　愚耕这才能够分出心思，稍微注意了一下这个《中国式民工》的新闻发布会，这新闻发布会的主席台上，从左到右，分别坐有《中国式民工》的作者周述恒，著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前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沈国放，电视剧导演姜小渔。

　　愚耕还在新闻发布会的门口外花二十八元钱买了一本《中国式民工》，愚耕并不认为他终于有了一个可以拿作比较的对象，并不认为对他有什么借鉴意义，愚耕只是装模作样地稍微翻了一下《中国式民工》，哪还有心思细看里面的内容。

　　随着时间慢慢过去，愚耕越来越着急了，并忍不住隔一会就问一个，隔一会就问一个，但都不知道，愚耕的所有手稿怎么不见了，有人开始怀疑是不是被捡垃圾的人捡走了，愚耕不太相信会被捡垃圾的人捡走，任何人要捡走愚耕的所有手稿，那该要有多大的胆量才行，捡垃圾的人不太可能会有那么大的胆量，但又不得不神经质一样开始怀疑不是完全不可能被捡垃圾的人捡走了，那位站在门口里的一张桌子旁的戴眼镜的男青年，不是一开头就明确告诉他是被书店里的工作人员收起来了吗，可为什么愚耕问书店里的工作人员都一点也不知道，最后那戴眼镜的男青年也改口说，他不敢确定那人就一定是书店里的工作人员，这新闻发布会里人员复杂，谁知道谁是什么身份，好像慢慢要愚耕接受他的所有手搞很有可能就这么全都弄丢了的事实。

　　天了，这叫愚耕如何承受得了，愚耕还是相信除了让书店里的工作人员收起来了就不太有其它可能，而且愚耕想起那块布条写有他的手机号码，就是《继伤痕》的每本本子，《真情》的每本本子都写有他的手机号码，只要他的所有手稿没有被像扔垃圾一样扔掉，就最终会找回来，只要是个神经正常的人，都不会把他的所有手稿当垃圾一样扔掉

　　最后新闻发布会结束了，在场的人大多买了《中国式民工》，并围在主席台前找签名，而且发现小小鸟的那女工作人员也在场，那小小鸟的女工作人员原还想介绍愚耕同《中国式民工》的作者周述恒认识认识，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意外，太震惊了，愚耕其它什么心思都没有，只想把他的所有手稿找回来，那位《中国式民工》的女编辑前面还送给愚耕一张名片，可愚耕没有找回他的所有手稿，哪还有心思想到要跟那女编辑搭上什么关系，愚耕又不是没有见过编辑，这《中国式民工》比起他的所有手稿，又算得了什么，这个新闻发布会比起他的所有手稿，又算得了什么。不过愚耕还是拿着他买的《中国式民工》让前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签了个名。愚耕还忍不住顺便向沈国放说起，其实他也写有一部打工文学的作品，而且还把他的所有手稿都带来了，但却不见了。

　　愚耕完全是把沈国放看着是一般在场的人来说起此事，其目的也只是想要快点找回他的所有手稿。沈国放听说此事也是一脸茫然，不作回应。

　　愚耕东问西问，一无所获，越来越显得，被迫要愚耕接受他的所有手稿很有可能就这么全都弄丢了的事实。

　　很快，愚耕下到一楼总台，要求总台帮他问一问，总台却爱答不理，不知怎样帮愚耕问一问，真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愚耕只好赶紧又能上六楼，东问西问，问了又问，难道就真的没有一个人看到，有人从新闻发布会里，拖着他的那个红色箱包出来，结果还是一无所获，而且看到《中国式民工》的作 周述恒，手捧一大束花，在左右陪同下，从那门口走出来真是春风满面，出人头地，人逢喜事精神爽，愚耕哪还有心思拿自己的下场，与周述恒的成功作比较。

　　愚耕开始考虑要不要打110，愚耕担心打了110，等于是当作在抓贼，有可能会让那位收起他的所有手稿的人，受到刺激，反倒故意不把他的所有手搞还给他，适得其反。而且打110的话就有点与王府井书店作对的意味，不得不有所忌讳。

　　很快，愚耕还是下到一楼总台，要求帮他广播一下，很快总台打电话帮愚耕传了话，接下来就听到广播里说，有人在六楼丢失了一个红色箱包，有没有谁捡到一个红色箱包，如果捡到就交到一楼总台。

　　很快有位不知什么来头的男青年，特意到一楼总台，找到愚耕，并十分强硬地向愚耕作一番问话，好像要愚耕接受他的所有手稿，很有可能弄丢了的事实，并特别强调是属于遗失，而不是丢失，要愚耕不要总是在总台前等着，难道一直找不回来，愚耕就一直站在总台前等着，并问愚耕打算怎么办，好像要愚耕就此放弃，自作自受，不能因此影响到王府井书店的名誉，愚耕还能怎么办，肯定要继续找啊，愚耕才不会被那男青年的强硬态度吓倒，才不管那男青年又是什么来头。

　　很快，愚耕又上六楼去，还是一无所获，而前面用作《中国式民工》的新闻发布会的那个厅里，正又进行一场书画的拍卖会，不足为奇。王府井书店绝不仅仅是书店。肯定经常会有些什么新书的新闻发布会或者是些什么字画的拍卖会，或者是其它什么名堂。说王府井书店是北京这个全国的文化中心的一个文化重镇，一点也不为过。如果愚耕的所有手稿就这样在王府井弄丢了，那将会让王府井书店永远蒙羞。

　　愚耕又下到一楼总台后，马上就打了110，很快就有一位执勤民警专门找来，很快又有一位不知什么来头的人，起来配合那民警的调查工作，结果又很快又有一位人高马大戴有眼镜的中年男子，背着个挎包赶来，好像事情已查出来了，并带着愚耕往后头走，而且边走，那位人高马大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叽叽嘎嘎地向那民警说个不停，愚耕跟在后头，不太听得清楚，但很快愚耕还是大概听出来了，原来正是那人，在愚耕将所有的手稿从那个红色箱包里拿出来，摆在《中国式民工》的新闻发布会门口里的地上的时候，那人问了愚耕一句，“这是要干什么”，愚耕只轻轻地嗯了一声，“不干什么”，并迅速离开了，并不怎么记得清那人的面貌，只是记得那人当时穿的是工作服，而那人现在已换了一身服装，难怪愚耕会一点也认不出来，看样子那人早已下了班，这又特地赶来的。

　　而且愚耕进一步听出，那人把愚耕摆在地上的所有手稿，说成是很脏很脏，把那块用大头笔写“愚耕的部分手稿展”的字样，写有手机号码，写有“嘿嘿”两个感叹字的布条，说成是很臭很臭，简直说成是奇臭无比。

　　愚耕只一心想到终于可以拿回他的所有手稿，也就不在乎，那人是怎么心存歧视，不可理喻的。

　　很快，愚耕竟被带到一个大的铁垃圾箱前，这个垃圾箱很可能是王府井书店内部专用，并不脏，旁边还放有两个塑料垃圾桶，专门装生活垃圾，而且还有一位搞卫生的妇女也在场，愚耕惊讶地发现他的那个红色箱包，竟被扔在那垃圾箱里，想必他的手稿，也全都在那红色箱包里，这就是那人的杰作，愚耕怎么也想不到，那人竟会做得这么绝，简直神经不正常，难怪那人会说，他的手稿很脏很脏，难怪那人会说他的那块布条很臭很臭，简直说成是奇臭无比，愚耕心里真不知该怎么骂那人才好，愚耕完全被失而复得的惊喜冲昏了头脑，竟一点也没有想起要生那人的气，愚耕简直反过来向那人表示谢恩，啧啧叹嘘不已，真是吓都吓得半死。

　　然而那人一点也不自责，还总是耀武扬威似地跟那民警说个不停，好显得他那样做理由充分，始终看都懒得看愚耕一眼，好像他对愚耕的歧视是与身俱来的，他当然一眼就能看出，愚耕是个地地道道地农民工，好像他对愚耕的所有手稿的歧视，是与身俱来的，他当然一眼就能看出愚耕的所有手稿都属于打工文学，何止是歧视简直就是前世有仇，就好像眼睛里容不得沙粒。

　　那人容不得愚耕将所有手稿都摆在《中国式民工》的新闻发布会的门口的地上，只要将愚耕的所有手稿收拾起来，也就恰如其份啦，还偏偏硬是要从六楼弄下来，当垃圾扔在垃圾箱里，这何止是过份，何止是神精不正常，真是怎么骂都不过份，那人在王府井书店肯定不是一般的普通员工，肯定有点级别，那人肯定很有文化，肯定可以算是文化阶层的人，肯定利用北京做为全国的文化中心，这一重大优越条件，养尊处优，连家里人都跟着养尊处优，那人干体力活肯定不勤快，然而那人要将愚耕的所有手稿，从六楼带下来，并扔进垃圾箱，几乎就是一项体力活，想必要引起那人多么大的仇恨，才能这么狠心，这么不留情面，这么鸡肠狗肚，这么鼠目寸光，仇恨可以让人失去理智，如果愚耕的手稿，真是那人说的那么很脏很脏，如果愚耕的那块布条，真是那人说的那么很臭很臭，简直奇臭无比，那人不要捂着鼻子憋着气，才能做得出来，就不嫌把他高贵的有文化气息的架子弄脏弄臭了，几乎可以肯定愚耕刚一迅速离开，那人就忍无可忍像歇斯底里发作那样，马上就动手将愚耕的所有手搞扔掉，一点都不会想起要打那块布条上写得很显眼的手机号码。真是越作分析就越难受，就不再分析那人到底有没有权利将愚耕的所有手稿都当垃圾一样扔到垃圾箱里。

　　愚耕的所有手稿被那人完全当垃圾一样扔在垃圾箱里，是对《中国式民工》的新闻发布会最大的讽刺。在《中国式民工》的新闻发布会，一方面打着打工文学的旗号作宣传，大谈特谈农民工问题，还要拍成电视剧，一方面愚耕坚持了十年，增删了五次的手稿，被扔进垃圾箱，这新闻发布会中有人前世就跟农民工有仇恨，前世就跟打工文学有仇恨，而崔永元还明确说到过不要让仇恨的种子在农民工群体中发芽，真是不知说中了谁。

　　《中国式民工》这个书名确实口气不小，而真正写得怎么样，实在不能恭维，明显有包装炒作的味道，愚耕只稍微翻了翻《中国式民工》就可以肯定就是他以前弄丢的《活路》与《一个人的世界》随便哪一部手稿，都抵得过《中国式民工》绰绰有余。

　　不管怎样，愚耕只要找回了他的所有手稿，就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心里面要那人见鬼去，愚耕在那人面前又何必要显得自己是个农民工，又何必要显得他的所有手稿属于打工文学。愚耕见躲识广，阅人无数。抛开所有社会阶级问题。愚耕当然分析得出那人的为人如何。但愚耕决不愿让那人在他心里面占有丝毫位置。愚耕更不会还想起《中国式民工》，还想起《中国式民工》的新闻发布会，愚耕更加体会到他的所有手稿就是他的命根子，失而复得的惊喜，能够让他忘掉前面的一切。

　　愚耕十分急着要钻进垃圾箱里，提出那个红色箱包，可那位搞卫生的妇女，不让愚耕钻进垃圾箱，自己却钻进垃圾箱，帮愚耕把那个红色箱包提出来。

　　愚耕接过箱包，立即就地打开，并将里面的手稿拣出来，重新整理，箱包里的手稿放得乱七八糟，可见那人完全是当垃圾胡乱放进去的。

　　愚耕刚拣出几本手稿，那民警就十分粗鲁，态度恶劣地催促愚耕不要在这里弄，赶快离开并强调愚耕以后再也不要去王府井书店，那民警是哪路货色就不消分析了，而那人而还不停向那民警强调，愚耕的手稿很脏很脏，那块布条更是很臭很臭，还是那副德性，还在耀武扬威，真是可恶。

　　愚耕当时也太粗心大意啦，并没有特别想起，箱包里的手稿会不会有少，经那民警一催促，再加上那人那副德性，愚耕立即就不好意思似的将拣出来的几本手稿放回去，然后迅速提着箱包走开了，并马上就返回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的办公室。

　　小小鸟的那女工作人员，见愚耕提着箱包回来了，总算松了一口气，并打趣说，这只能算是一个小插曲，总算找回来了，要是找不回来，她也会追悔一辈子。

　　愚耕的头脑总算清醒过来，再将箱包一打开，一眼就看出《继伤痕》少了一本，愚耕来不及将箱包盖子盒上，立即就返回去找，结果那垃圾箱里并没有任何手稿，那里的保安告诉愚耕，那位专门倒垃圾的妇女，刚不久又去倒垃圾了，说不定还能追上，结果无论愚耕怎么追，无论愚耕追到垃圾站怎么问，都一无所获。

　　无奈之下，愚耕只好又返回小小鸟办公室，并进一步整理箱包里的手稿，确定《继伤痕》的上本不见了，而且《真情》一整部整整三本都不见了，只怪愚耕太粗心大意了，当时也不点清楚。

　　其实愚耕如果当时头脑清醒的话，一眼就能看出肯定少了手稿，就是用手提一提民的重量，也能感觉到明显轻了许多，这不得不让愚耕总是想起如果当时能点清箱包里的手稿，当时就发现还少了四本手稿哪该有多好呀，也不得不让愚耕总是想象那人到底是怎样将他的所有手稿当垃圾一样扔掉的，为什么箱包里还会少四本手稿。最痛苦的是莫过于生别人的气的同时又要生自己的气，这真是一件冤案，对愚耕带来的打击，无异于灭顶之灾。

　　很快愚耕又去钻进那垃圾箱里认真看看，愚耕几乎确定这回是真的不得不要接受丢失了四本最重要的手稿的事实，但愚耕还是一心要等到那位倒垃圾的妇女问个明白，因为那保安告诉愚耕，那位倒垃圾的妇女六点后还会来倒垃圾，而且这个垃圾箱固定是那一位妇女倒垃圾。

　　愚耕等了好久，都没有等到那位倒垃圾的妇女，倒是碰巧又看到那位民警走过，愚耕就赶紧向那位民警说明还丢了四本手稿，就不必说起那四本手稿还是最重要的四本手稿，那民警才懒得在乎愚耕还丢了四本手稿，只傲慢地推说要愚耕自己去王府井书店楼上去问，与他何干。

　　要怪得话，那会儿要不是那民警催促他赶快离开，态度恶劣得话，愚耕肯定那会就能发现少了四本手稿，很可能那会儿，就能找到那四本手稿。

　　愚耕真是感到冤屈憋气，愚耕又能对那民警怎么样呢，要是再让愚耕看到王府井书店那位扔他的手稿的人，非得要跟那人拼死拼活不可，真是跟那人前世有仇，无从发泄。

　　后来，愚耕又毫无目的地进到王府井书店，并直接上六楼，愚耕上到六楼，明显感到书店的工作人员对他投来异样的眼神，好像不相信，愚耕丢失的手稿有多么多么重要，竟还这么阴云不散，好像王府井书店从此莫名其妙地结了冤家，自认倒霉。如果愚耕想不通直接从六楼跳下去的话，那王府井书店可就惹大麻烦了。

　　愚耕才不在乎那些工作人员已怪他产生什么看法，愚耕只是最后一次表明，他确实在王府井书店六楼，弄丢了手稿，确实是一件冤案，确实给他带来的打击，无异于灭顶之灾，愚耕不指望还能碰到那人，愚耕又开始不太记得清那人的面貌，愚耕要记清楚那人的面貌，是件非常痛苦的事，那人的面貌最最可恶，愚耕再也不知怎样问起。

　　结果愚耕在六楼什么也没问，什么也没说，几乎刚一上来，又下去啦。

　　天快黑的时候，愚耕在那垃圾箱那里，终于碰到了那位倒垃圾的妇女，那妇女确定，她倒垃圾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过什么本子，愚耕就没有必要说起，那四手稿是怎么样子的，相信如果那四本手稿在一块，应该一眼就能注意得到，不太可能当垃圾倒掉，都不知道，而且那四本手稿都留有他的手机号码，以及他家里的地址电话。

　　不管愚耕怎么都无法想像出他的那四本手稿最终被倒垃圾倒掉了，愚耕都不得不接受他的那四本手稿，就这么弄丢了，真是还不确切得知，他的那四本手稿就是被倒垃圾倒掉了。

　　再想想愚耕以前弄丢的《活路》与《一个人的世界》，愚耕弄丢的手稿，几乎与他还留下的手稿一样多，真是写一半丢一半，写了又丢，丢了又写，好像愚耕以前弄丢《活路》，弄丢《一个人的世界》的教训，一点也起不了作用，一次比一次情节严重，一次比一次除了怪自己更应该怪别人，愚耕写得越来越好的手稿，却越来越容易被人当作垃圾一样扔掉，何止是当作垃圾，简直就是当作垃圾还不如，这就是愚耕的全部手稿的整体命运，默哀吧，还有什么好说的，都是些什么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