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时期，日子虽然苦了点儿，但人们还是能够“苦中寻乐”，特别是将年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这至今都让孩童时代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们回味无穷。

　　 在我们家乡，人们把过年的涵义表达得很直白，称过年为年歇，那意思就是说：辛辛苦苦一年了，该歇歇了。在我的印象中，人民公社时代社员的体力劳动并不繁重，干活表面上热火朝天，而实际上是“出勤不出力”，取巧儿“做眼皮活儿”的人多。因此，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的农活儿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辛苦。所谓的“苦”，主要是指物质方面的匮乏，社员们吃不好、穿不好而已。也许正是由于物质方面的匮乏，才衬托出精神享受的丰富多彩了。

　　 首先是过年时吃喝方面的向往。记得每年一进腊月，年味儿就开始有了。先是腊月初八喝腊八粥，这粥就是快要过年的一个信号。只是，我对这腊八粥，并没有多大欲望。因为，我小时候喝的腊八粥，不像今天的八宝粥，里面除了小米、枣子、豆子之类的食材，剩下的就是红薯了。煮腊八粥用红薯，是为了让粥的味道变甜。那个年代，红薯以及其衍生品是餐桌上的主角儿，人们对它早就吃腻歪了，所以腊八粥里放红薯，让我颇感厌恶。过了腊八，就是腊月二十三的祭灶。祭灶一到，家家户户都请灶神，吃饺子。吃饺子之前，各家的大人们就会把第一碗饺子的汤倒在灶神前面，意思是让灶神先吃。同时，主祭人嘴里还要念叨一番祭灶词，希望灶神能够“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每年的祭灶节一过，年味儿就一天浓于一天了，农村的集、会也开始热闹起来了，田间土路上赶集、赶会置办年货的人络绎不绝，平时舍不得吃、穿、用的生活必需品都要在此时购买。每年腊月二十五一过，村里杀猪宰羊也开始多起来。我家兄弟姊妹多，父亲为了让我们在过年时能够多吃些肉解馋，除了杀一两只自家养的公鸡外，还要买相对便宜的一个整猪的杂碎，也就是猪头、猪腿之类。这样，连肉带骨头地煮了，可以一直吃到过年。民间腊月二十六要蒸过年的馒头，馒头也不是天天可以吃，到破五以后一日三餐仍然是红薯和以红薯面为主的杂面黑窝窝。过年时吃剩下的白面馒头要暂时存放起来，等到正月十五再吃。如果过年剩下的馒头不足，就要再蒸一些馒头补充食用。同时还要在原先剩下的干馒头外面裹一层新发酵的面，这样蒸出来的馒头叫“大馍”。正月十六一过，年就算结束了，人们对好吃、好喝也就不抱什么希望了，这就像民间所说的：“年也过了，节也过了，?由吨竿?耍　?/p>

　　 其次是过年时盼望着穿新衣服。小时候是计划经济，国家为了控制物资供应，实施票证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布证”。那时人们买成衣的很少，都是手工织老粗棉布或扯洋布自己来做。老粗棉布是农村人自己织出来的，不需要掏钱去买，再加上农村人干粗活儿，穿衣费，所以平时要穿老粗棉布衣服。只是到了过年时，大人小孩儿都需要穿得体体面面的，所以才用“布证”扯些洋布做一身新衣服。那时的农村家家缺“布证”，“布证”需要从鸡屁股眼儿里去扣，也就是鸡蛋舍不得吃，攒起来卖钱换“布证”。记得当时农村最时兴的洋布叫的确良。农村人自己织的老粗棉布都是所谓的“毛蓝布”，用“布证”扯的的确良布也大多是蓝色或黑色的，因此，那年头的集体生产场合或集镇上，全是清一色的“蓝蚂蚁”、“黑蚂蚁”，偶有一些穿小碎花布的女人夹杂其中，那便是耀眼的“花蝴蝶”了。如果说还有一种亮色的话，那就是大多数青年男社员头戴的那种带有革命味道的绿色仿军帽了。记得小时候母亲为了补贴家用，整个冬天都要忙于做点儿小生意儿，因此每年直到大年三十夜母亲还在为我们兄妹几个赶制新衣服。因为，无论谁家的大人，只要有一点办法，都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在过年时穿得油渍麻花、衣衫褴褛的，那是孩子们最感没面子的大事情。

　　 再其次是过年时孩子们渴望着拜年。在我们家乡，大年初一的早上，家家户户天不亮就要起床煮饺子吃。吃过饺子，孩子们就要跟着自家的大人或者与其它孩子结伴挨家挨户给全村所有同族长辈们拜年。去拜年之前，家长们总会郑重地告诫自家的孩子一番：“只管磕头，少说闲话”。这样做的目的，是怕不懂规矩的孩子触犯了特别迷信的长辈们的忌讳。记得有一次我跟父亲去本族长辈家里拜年，见院子里地上稀稀拉拉地撒些花柴棵与芝麻秸，正想问个究竟时，父亲立即用严厉的目光阻退了我的好奇心。去长辈家里拜年，除了要给长辈们磕头以外，还要对着祖宗轴磕四个响头。花花绿绿的祖宗轴上写满了已故长辈们的名讳。还记得，那时的祖宗轴好像都是悬挂在堂屋门后。直到多年后，我才明白当时敬神拜祖是一种不敢公开的封建迷信活动，所以祖宗轴只能挂在堂屋不显眼的地方。每年拜年时，所有的长辈们看上去都要比往常和蔼得多，再怎么吝啬的长辈都会在这个时候大方一回，给每个前来拜年磕头的孩子分发一颗饱满的核桃。孩子们也正是为了这样一颗核桃的赏赐，才冒着大年初一晨间的寒冷乐此不疲地拜年的。等到日上三竿时，衣帽一新的孩子们就会带着收获的喜悦聚到一起来，并故意将自己口袋里的核桃摇得哗啦啦地响，好向伙伴儿们炫耀自己收获的不菲。

　　 最后就是过年时孩子们可以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玩耍。人民公社时代是“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时代，孩子们的课本内容少且浅，又没有升学的压力，因而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玩耍方面，而且比现在的孩子更能玩出些花样来，甚至还多了些放纵和野性。单就点爆竹来说吧，孩子们绝不喜欢大串大串地挂起来点，总是一颗颗地变着花样点，最刺激的点法是把爆竹插在雪堆里或者人畜粪便里，崩它个雪星子、屎沫子满天飞。孩子们拜年时要的核桃也派上了用场，像玩玻璃球儿一样赌输赢——赢得多的，喜形于色；输得多的，急头怪脑。但很快，他们就会输赢偕忘，高高兴兴玩起别的来了。孩子们除了变着花样玩耍之外，正月里踏着积雪去邻村看大戏，也是一件莫大的趣事。尽管孩子们看不懂戏的内容，也乐得疲于奔走在乡野间满是积雪的小路上。路上，孩子们自然少不了要干雪仗，他们把雪团投得像霰弹一样满天飞。也许正是因为儿时过年可以玩得痛快淋漓，所以在我的记忆中，过年时的天气无论阴晴，都一样地暖意浓浓、温馨无比。

　　 “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蒸馒头。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贴花花。二十九，煮大肉。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满街走。”如今，这童谣中有关过年的描述已渐去渐远，年味儿也越来越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