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个准弃婴，只因父亲的怜惜，才被母亲留了下来，又是一个女孩，按照正常的途径，她与上学是无缘的，她本该帮助母亲操持家务，然后找个婆家，在二十岁左右嫁出去。但是机缘巧合，让她走上了求学之路。

　　她出生在一个离集头不远的乡村，那个村庄不大，庄子里住的都是她的本家：她大伯，二伯和她家。她五六岁时就能挖菜放猪了，那时几家里的哥哥姐姐最小的也比她大三四岁，他们有的放牛，有的上学。每天大人一下地干活，庄子里就只有她和她的弟弟，那是她二伯的小儿子，比她小两岁，叫小兵子，她的二娘也不经常下地，可能是因为小兵子还小，而且二娘自己也有肺结核。

　　她天天要放猪，小兵子是没有事的，在猪没有跑远的时候，她就和小兵子玩耍，他们一块儿玩泥巴，拾石子。记得有一次拾石子时，她不知怎么惹了小兵子，他气得就要哭了，小嘴巴噘得老高，一脸委屈，二娘看见，便把小兵子抱走了，还训斥了她，她到现在还能记得，那也是她对小兵子生前的唯一记忆。

　　有天大清早，她就听见家后人哇哇叫，有哭的，有大声喧哗的，等她起来跑到屋后，就看见好多人，好像很忙，有的还走着哭着。她悄悄地挤过去，发现她家的梨树底下躺着二娘和小兵子，二娘额头上一个血洞，舌头伸在外面，身上衣服透湿，手臂和大腿上的衣服也烂了，皮肤和脸都白刷刷的，二娘本来就很白，但那天她的脸太白了。小兵子除了衣服湿透了，好像没什么异样，只是很安静的躺在他娘身边。

　　她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就站在小兵子身边纳闷：你怎么睡在这啊？天都亮了，你怎么还不起来？二娘头上的血洞还有血水往外渗，可是二伯只会一盆水一盆水的端来给她洗身上，脸盆里都是血水，所有人都像没看见那个血洞一样，可是她看见了，她想掐点墙皮灰覆上去止血。她平时割了手，就掐点墙皮灰按上去，血就不淌了。但是那血洞好大，还有那么多人，她不敢轻举妄动。是的，那天人太多了，一会来一群，一会来一群，来了就围着二娘嚎啕大哭，哭声都好?人。她母亲也一直在哭，还边哭边东奔西走的找东西，招呼人。大家都很忙，只有她一直愣愣的站在小兵子旁边。想等他起来玩，那天早上好像人们都忘记了吃饭，太阳都偏南了，她的母亲似乎在偶然间看见了她，便上去一把把她拽走，拉到前面屋里训斥道；“不要去那，你怎么不知道害怕啊？”

　　她有点莫名其妙，还没来得及问，母亲就出去了，堂屋里没人，她听见厨房有声音，就跑去了，看见姐姐和萍姐坐在锅门前，眼睛红红的，萍姐一向对她极好，她就凑上前问道：“小兵子怎么了？”

　　萍姐说二娘带着小兵子到县城去看病，因为二娘的肺结核又重了，那时二伯在县城烧锅炉，二伯本来是城关镇的党委书记，打成右派后，就被安排到旅社烧锅炉了。二娘和小儿子在县城住了几天，回来的时候，坐的是我们公社拉石灰的拖拉机，可那拖拉机在城西湖下面拐弯时翻到水里去了，连车砸的带石灰烧的，死了好几个人，二娘和小兵子也在其中。

　　小兵子死了，但她不知道死是什么意思。以为死就是睡着不起来，母亲不是经常骂她睡死过去了吗。母亲不让她去家后面，她也不敢去了。萍姐找块剩馍给她，她就边吃边赶着猪玩去了。

　　后来小村庄里又恢复了平静，只是人们一走，整个庄子里就只剩下她这个七八岁的女娃了，整天与猪为伍，孤独的无忧无虑的过着平静的日子。直到一天中午，她母亲在厨房烧饭，猪在树底下睡觉，她就跑到菜园里逮蜻蜓，恍惚间她好像听见小兵子在南大地喊她的名字，于是她就赶忙翻上菜园埂，想去找他，好久不见，她都想他了，她正要从菜园埂上往下跳时，被她母亲看见了。

　　“你爬那么高干什么？栅栏都踩坏了。”母亲呵斥她。

　　“小兵子找我。”她怯怯的答道，她怕母亲打她，栅栏确实被她踩歪了。

　　母亲一下子就爆发了：“给我回来！想死你就去找他，他死了，变成鬼了，你还敢去找他？”

　　她母亲边骂边跑到菜园头把她拽了下来，还对着南大地大声骂道：“小死孩子，再敢回来，我把你刨出来烧成灰！”

　　她震悚了，她知道小兵子死了，但不知道他变成鬼了。萍姐给她讲过许多鬼故事，她知道鬼能让人看不见路，找不到家，鬼还爱喝人血吃人肉，她每天夜里都把头蒙被窝里，不敢看窗户，怕看到鬼。现在小兵子是鬼了，他那天睡那儿不是和原来一样吗？他是鬼？原来鬼和人长的一样啊，想到这里，她毛骨悚然。从此不敢见陌生人，不知他们是人是鬼。

　　她知道害怕了，庄里的人一走完，她就不敢进屋，屋里黑咕隆咚，还很小，她怕撞上鬼了跑不掉；她也不敢到家后去了，以前夏天她几乎天天往梨树上爬，现在走到梨树下，就感觉小兵子还睡在那里。夜里她和母亲还有小哥挤一个被窝。白天人都走了，她只能靠猪壮胆，猪走到哪，她跟到哪，猪放累了，会在树底下或草堆边睡觉，她就枕着猪肚子躺下，这样也有好处，猪一起来，她就醒了，不至于猪跑了，她还在睡大觉。大人都笑她胆小。她母亲还说：“你那时站在他身边，都不害怕，现在怕什么？”

　　父亲也告诉她：“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哪里有什么鬼。”但她压根都不信，来了生人，她就要躲起来。

　　她这样惶惶不可终日的过了一年多。这时生产队里办起了学校，其实是个扫盲班，全队没有上学的孩子都要去，里面有十七八岁的，也有七八岁的，十几个人。小教室就在离她家不远的社场，而老师就是她大哥。但是她没有去上学，她母亲说家里没人看家，也没人放猪，不能让她上学，她记得有天晚上大伯来叫她去上学，（大伯是生产队长，脱盲是他的任务。）她母亲和大伯吵了起来，当时大哥好像也说她应该去上学的，但遭到了母亲的训斥，在母亲的阻止下，再没有人提她上学的事。

　　不过她终于找到个好去处，天天把猪赶到社场，边放猪边看他们上学，他们在屋里哇哇读书的时候，她并不感兴趣，她喜欢看他们在社场上排排队，男孩一队，女孩一队，然后一起弯腰，伸胳膊，踢腿，做得非常整齐。有时他们还排好队站在那儿唱歌，歌声整齐而嘹亮。她非常羡慕，也觉得非常神奇，她以为只要站在那队伍里，就能做的唱的一样整齐了，因为她没看见有人教过他们，她不认为一向十分严肃的大哥，能做出那样优美的动作，也不可能唱出那么好听的歌。她的心蠢蠢欲动了，她觉得上学很好，有那么多她认得不认得的孩子在一起，她就不再怕小兵子了，还可以和他们一起做动作，唱歌。下课还可以玩，她天天看他们都在玩老鹰捉小鸡，拔河，丢疙瘩，她的心里直痒痒。可是一想到母亲的话，她就只能泄气的赶着猪回家。

　　机会终于来了，那是一个极冷的上午，地面冻得铁硬，墙头上，树枝上，屋顶上都是积雪，猪也嫌冷，躲在圈里睡大觉，母亲和萍姐坐在堂屋门边纳鞋底，她在外面转了一圈，看看猪还没起来，就跑进堂屋对母亲说：“猪不出来，我去上学。”

　　母亲和萍姐都瞅着她笑，萍姐还说：“现在上什么学？”她不管，转身就往社场跑去了，那天风好大，脸上像刀割的一样，路边的田里，花花搭搭的都是积雪，来到小教室门口，她有点胆怯，屋里很安静，学生正在写字吧，她慢慢的挪到教室门边，大哥看见她，楞了一下，问她干什么。

　　“我要上学”她弱弱的说。

　　大哥又楞了一下。她很紧张，怕大哥不要她。

　　过了好一会，大哥说：“进来吧。”

　　她不知该到哪儿去，小教室里坐的满满的。大哥巡视了一下，指着最后一排的拐角处，让她过去，她看见大军子坐在那儿，他们经常晚上在一起玩，也不陌生，她就挤了过去，那桌子是泥巴的，小板凳是学生从家带的，她没有带，只好跪在地上。大哥从抽屉里找出半截铅笔和一个写了几页的本子，递给了她，于是她就跪着上了小半天学。

　　中午回家，那该死的猪就惹祸了，跑到大妈的菜园里踩了好大一片，大妈找到了她母亲，她母亲便迁怒于她：“都怪你，一个丫头上什么学！下午不要去了！好好放猪。”

　　她一听就哭了：“我不放猪，我要上学，他们都能上学，凭什么不让我上学？你太偏心了，从小没有把我冻死，现在还不让我上学，他们要都不上学，我也不上——”那天她是豁出去了，把她小心眼中的委屈全数落出来了，她就站在家后，哭着讲着，惹得好多人都端着碗站那看着她笑，连外村的人都站在路口看热闹，她不管了，在那足足哭了一中午，也没有人理她，直到她大哥吃了饭要到社场去，她才停下来，回家拎个小板凳就跑了，她想，谁再拦她，她非给他一板凳。

　　那年她九岁，赤手空拳的上了几天学就放假了，直到第年开春，他们都才领到新书，真正开始了上一年级的内容，但是她上得并不安静，母亲常常想叫她回去。猪生病了，怪她；猪跑人家地里了，怪她；母亲喂猪耽误出工了，也怪她。有时她很过意不去，感觉家里真的离不开她，她想帮母亲，又想上学。在母亲又一次让她回去的时候，她就和母亲说，等她上完一年就回来。母亲同意了，再没有天天埋怨她了。可是不久小哥又勾起了她的好奇心，小哥在街上的大学校上三年级，他压根就看不起她的小教室，小哥说，他们学校有十来个教室，教室里的桌子都是木头的，特别是老师的办公室，是一个很大的四角往上翘着的大瓦房，门前还有四根红色的大柱子，办公室里的老师每人都有一张桌子和一把大椅子，办公室里还有一个脸盆那么大的钟。母亲也说那里原来是寺庙，里面供着好多菩萨，逢年过节，有好多人去烧香的，后来破四旧，都搬出来砸了，那里也改成了小学校。那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她特别想去看看那四角翘起的大瓦房，还有那脸盆样的大钟。小哥说：“你上二年级就可以去了。”

　　她想起答应母亲就上一年的，有些后悔，想了半天，她想到一个折中的办法，就跑去和母亲商量：“娘，我要能考一百分就去上二年级，考不到我就回来放猪。好吗？”母亲爽快的答应了。她很高兴。

　　但是期末考试她只考了一个一百，语文是九十九，她好懊恼，她居然把“故”子中的“古”子写成了“占”子。不过她记得当初并没有说要考几个一百，就跑回家和母亲模糊的说，她考一百了，要上二年级。

　　谁知母亲根本不管她考了几分，直接对她说：“上什么学，哪有钱交学费啊。”

　　她一下就楞住了，是啊，二年级要学费啊，她上这一年学，一分钱都没有交过，所有东西都是大哥给的。她泄气了，自己也没有都考一百，好像也没有十足的理由和妈妈争。那个年过得一点劲都没有，她想她是看不到那四角翘起的大瓦房，也看不到那脸盆样的大钟了。

　　正月十二那天，家里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穿得像个当大官的，身上一个补丁都没有。父亲在陪他说话，她好奇地站在旁边打量他，现在她不很怕陌生人了。

　　只听那人问：“这是姐的老丫头吗？”

　　父亲笑笑，算是回答。

　　那人便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钱，递到她手里说：“给你，姨父给你买糖的。”

　　天啊！钱啊！她接过钱就飞到厨房去了：“钱！钱！我有钱交学费了，我可以上学了！” 幸福来得太突然，她都有点语无伦次了。

　　后来她才知道，那人是她五姥的女婿，是煤矿工人，但是五姥在五九年，五姥爷还躺在病榻上时，就带着女儿，偷偷的跟人跑了，以至于五姥爷饿死屋里，都生蛆了也没有人知道。母亲很生气，不愿意与他们家人来往，所以她到现在再没有见过这个姨父，但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

　　学费是一块八，她一下子有两块钱，那激动的啊，攥着钱一刻也不松，晚上睡觉就放枕头底下，夜里醒了，小手还伸进去摸摸。

　　一直攥到正月十五，父亲叫她过去说：“把钱给我，让你上学，明个我给你交学费，别把钱弄丢了。”她恋恋不舍地把钱上交了，小心肝又惴惴不安了，害怕父亲像母亲一样说话不算数。

　　第二天父亲看着她和小哥，对大哥说：“你去领书时，给他俩报个名。”

　　大哥又收了十来个一年级的，新书都得从大学校领。

　　她和小哥跟着大哥颠颠的就跑到大学校了，大哥去办公室，他俩站在外面。小哥说的没错，这里好大哦，办公室真的是四角翘起的大瓦房，门口的柱子红彤彤的，她都抱不过来，老师一人一张桌子，还有上了漆的大椅子，有的椅子两边还带栏杆，墙上有个脸盆样的大钟，滴答滴答的，站门口都能听见——

　　一会儿，大哥出来了，把领的新书放到她手里，她抚摸着书的封面，心里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脸上绽开了灿烂的笑容。

　　她终于如愿以偿的上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