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晚饭时，女儿说她的好朋友丽丽的父母吵架了，丽丽哭得很伤心，她也跟着哭了。她还说丽丽的父母似乎总在吵架。如果换做她，她可真不知道如何面对。

　　 我想起了我的父母。

　　我的父亲是一位乡村教师。我的母亲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妇女。记忆中，父亲眼里似乎只有书本和学校；母亲眼里似乎只有孩子和田地。父亲嫌弃母亲没文化，嗓门大，没涵养；母亲则嫌弃父亲迂腐，穷酸，没本事。逢年过节，父亲听说要演戏了，晚饭都顾不上吃，就去看了，回来后兴致勃勃的要讲给我母亲听；我母亲则嫌烦，捂上棉被，躺在热炕上睡大觉。父亲戏谑的说，假如我母亲掉进河里，我们应该到上游去找，因为我母亲很倔强，不会顺流而下。总之，他们似乎总在吵架。在许多人眼里，我的父母是很不般配的。

　　 我记得很清楚，那年我八岁。正是三伏天的时候，太阳一出来就像下了火似的。母亲顾不了这么多，她把一个个麦捆摆到场地里，只等阳光最毒时，父亲回来了好打场。可是都到晌午了，麦子被晒得喳喳响了，父亲还没来。母亲怕阵雨来，只得自个儿拿起撵架，打起麦来。麦子很干，麦芒扬在母亲身上，混着汗水，像针刺似的，又痒又痛。快打完了，父亲才回来。他先慢条斯理的换下他的白衬衣，然后戴上手套，戴上凉帽子。母亲见了，立马怒火冲天。先是你一句我一句，后来便大打出手。父亲也顾不了“读书人的颜面”，竟然拿起撵架，扔过去，重重的落在母亲腿上。母亲不依不饶，要拿剪麦穗的大剪刀还击，被婶婶们拦住了。她一气之下，冲到屋里，撕了父亲的四角号码大字典。我们兄妹几个吓傻了，只是看着他们，大声地哭着，不知怎么办。只记得，那样的日子，一向懒惰的大哥早已将弹弓藏到喜鹊窝里。水缸里的水都溢出来了，他还要去河里挑。那样的日子，烧水做饭的肯定是不满十三岁的大姐。每每盛好了饭，双手小心地端过去，父亲不理，母亲不吃。那样的日子，一向粗心的二姐似乎也乖巧了许多，一大早起来扫了门道，洗了父母的的衣服晾干了，还整齐的叠起来。那样的日子，我们家的大门总会紧闭。那是我关上的，我还守在门上。母亲说过，家丑不可外扬。我怕邻居听见笑话。那样的日子，父亲要是想通了，想打场，却总找不到撵架。问我，我总知道在哪里。因为我把它藏在菜窖里了。那样的日子，母亲要是想通了，晚上要缝缝补补，却总找不到剪刀。问我，我也总知道在哪里。因为我把它藏在炕头的毡地下了。在我幼小的心里，我觉得那是“凶器”，它们会伤了我的父母。那样的日子里，母亲还会逼着让父亲写“检讨”，然后让我念给她听。母亲不识字，她只要听到“我错了”这几个字，就会满意地笑起来。但她绝不会想到，其实父亲只是抄写了一篇无关紧要的小学课文。而“对不起”这几个字，却是我加上的。当然，那撕碎了的四角号码字典，自然是被我们重新粘好了，压在父亲的砚台下了。我们爱我们的父母，我们打心眼里不愿意失去他们。

　　二十岁那年，我刚从师范毕业，心中正憧憬着未来。父母的争吵却还是没断。秋天的傍晚，院子里很凉爽。母亲做好了饭，让我端到葡萄架下。我唤来了看报的父亲。一家人吃着聊着，就说到了婚姻的选择上。母亲是个急性子，便毫不留情地又说起了父亲的不好。父亲一怒之下，将一碗浆水面掼在餐桌上，油水泼溅了我和母亲一身。然后他将旁边的小花狗狠狠地踢了一脚，甩门出去了。就这样，“美餐”变成了“气绞食”。我愣在那儿好一会了，才缓过神来看着母亲。母亲好像没事人似的。我便说：“你们都这么大岁数了，有什么可吵的！再说，我也大了，你在我面前说我父亲的不是，父亲会觉得没面子的，他会想不开的。”母亲听了，连忙让我出去找父亲。父亲在果园里，他在给菜地浇水。我走过去时，他正衔着纸烟，嘴角颤动着，双眼无神地直盯着菜地。烂菜叶正随着流水冲荡着，咕嘟咕嘟淹没了缝隙，漫过了个个凸起的土疙瘩。我知道父亲心里难过极了。我慢慢地，胆怯地，凑过去，试探着对他说：“我母亲其实是个有口无心的人。家务事太多。她烦，她太累了。其实她心里还是惦记你的。她现在很后悔。”父亲听了，竟然笑了。他说他没事，浇完菜地就回家。

　　如今，我已到了而立之年，我的父母都已近八旬。我还能听见他们的吵闹声。吃饭时，父亲嫌母亲做的菜太硬，母亲却嫌父亲吃得太少。冬天了，母亲嫌父亲穿得太少，父亲则嫌母亲感冒了不吃药，硬撑着。我女儿放学回家了，母亲就嫌父亲逼女儿学拉二胡，累了孩子，父亲则嫌母亲总给女儿煮鸡蛋，怕撑着孩子。有时候，他们还会愈演愈烈，闹起分居。我便让女儿从中撮合，给爷爷一块蛋糕，给奶奶一个亲吻，把二老的头放在自己左右，用手机“咔嚓”一声照张相。

　　妻子见了，就觉得纳闷。他们吵了一辈子，为什么就没分手，还生了四个儿女？我说，可能是戏里面所说的“不是冤家不聚头”吧。也可能是他们心中本来就有一杆称，一头挑着岁月的酸楚，一头挑着对孩子的爱吧。也可能是因为生活本身就像歌中唱的那样，它就像一团麻，总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作为孩子，我们能做的，那就是永远相信父母，从心里爱着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