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去找一位好友，到她的宿舍后发现其他两位同学也在宿舍，和她们打过招呼后我坐下来和好友谈些事情。无意间看见一位同学在看一篇文章《想念孙景尧老师》。我有点迷惑：“想念”的对象大多都是逝者吧？可是孙景尧老师不是好好的活着的吗？这个词用的不太恰当吧？带着疑惑，我问看文章的同学：“孙老师不是还在的吗？”同学回过头来轻声说：“去世了，7月11号去世的。”我怔住了：“啊！怎么会？”“癌症，肺癌晚期。”我愣住了，脑海中浮出孙老师那一头白发。

　　其实说起来和孙景尧老师也仅仅是一面之缘而已。记得那是前年的事情了。当时我们还是一年级的新生，刚刚来到学校，对新生活充满了好奇，经常慕名去听一些有名气的老师的课。听说比较文学的孙景尧老师非常厉害，我们就准备去听他讲课。去之前还在百度搜素了一下，知道他66年就从复旦大学毕业，93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比较文学博士后研究员，现在是我校比较文学的博士生导师。他精通法语和英语，是国内最早开设比较文学并且出版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的学者之一。我们是怀着敬佩的心情去的。那时是十一月底，上海已经是深秋，天气开始慢慢变冷，即将进入冬天。记得似乎那天还下了点雨，我和秋凤记错了时间，去的有点晚。等我们到达文苑楼十四楼时发现里面已经在上课，但是门没有关。我们轻声走进去慌乱地找了个空位置坐下。等坐下后抬头就看见圆桌的尽头坐着一位老先生，满头的白发，没有一丝黑的，像雪一样白。可是下面的脸却是十分红润，微胖的脸上两只眼睛奕奕发光。“真是一位精神矍铄的老先生。”我在心里默默的说。根据来之前我们做的功课，知道孙景尧老师将近七十岁，可是眼前的老人实在让我无法相信他的年纪，如果不是那头白发，他看上去也就六十来岁吧。那天上的翻译课，由他的学生一个一个的翻译手中的材料，孙老师一直强调要一句一句的翻译，不能颠倒句子的顺序，如果有哪位同学翻译的不好，他就会要求重新来过。而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讲述刘大杰先生在北京大学讲学的情况。他说那时他们还是小年轻，刘大杰先生是名师，文革后他在北大开唐诗课，去听课的人特别的多。他说刘大杰先生上第一次课的那天，一身布衫，沉稳的坐在讲台中间，用浑厚的男中音开场：“当英国人还住在石洞里，美洲人还在茹毛饮血的时候，中国的就已经出现了两颗璀璨的明珠——那就是唐诗和宋词。”这颇有气势的开场白令在场的同学们都震惊了，本来就崇拜刘大杰先生的学生们更加觉得不虚此行。可是于我来说，那天听孙老师的课和他听刘大杰先生的课的感受是一样的，充满了崇敬和敬佩。快下课的时候，孙老师说快要圣诞节了，欧洲的朋友邀请他去过圣诞节，以后的课就暂时不上，等他回来再继续。此后就是圣诞、元旦和新年，忙忙碌碌的过去了。又因为我们是古代文学的，不认识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所以此后再也没听到过关于孙老师的消息，也没有再去听他的课，也不知道他是否还在开课。

　　 直到前段时间，我还在想有时间再去听听他的课。可是却听到了这样的消息，让我突然的开始伤感。那记忆中红光满面的孙老师居然已经不在人世，那精神抖擞的孙老师居然也战不过病魔熬，那博学多才的孙老师居然也熬不过时间。这让我越来越感觉到时间的无情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越来越多的听到认识的人去世的消息，那些曾经的生命就这样消失，好像从来不曾来过这个世界。那些记忆中的事和人总是不可阻挡的在慢慢远去，直至消失。犹如我对孙老师的记忆，正在慢慢的模糊。在写这些的时候，我又刻意查看了刘大杰先生的经历，发现他并没有在北京大学任教过，并且所擅长的也并不是唐诗，而在刚刚结束文革后的77年就去世了。那他怎么会在北大开唐诗课？可是我的记忆里却清楚的记得孙老师当时的这段话。是我的记忆出错还是真有此事？我不知道。现在和将来都没有办法去印证这个疑问，就让这个成为我心里的谜团，也成为我记忆孙老师的一个缘由吧。一直对曹老师在《陈年夕文存》中的一句话印象深刻：“别说朋友，父母兄弟也一样，总要先走后走；让以往喧闹的日子荒芜，长满青草。”生命看似坚强却是那么脆弱，在时间面前，却又显得那么无力。“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也许我们能做的，就是珍惜现在的每一天。

　　 ——谨以此文纪念孙景尧老师

　　 2012。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