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总以为自己手里还攥着一点青春的尾巴，而这一刻却觉得自己骤然衰老。平安夜燃烧着众多年轻的面孔，也焚烧着我对青春残存的幻想。大街上我曾熟悉的街灯此刻与各色霓虹相互忸怩着斑斓的光，熙熙攘攘的人和车在我面前放肆地共鸣，更有商家们推波助澜花花绿绿的炒做。这一切似乎都在预示着天堂的到来。

　　其实，当初我垂涎的天堂完全是另一种面目。在偏僻乡村破败的教室里，老师遒劲有力的粉笔字在黑板上熠熠闪光：毛主席挥手指方向，共产主义是天堂。年少的我对老师的宽泛空洞的描述感到吃力，就用自己狭隘的思维想象着共产主义这个人间天堂的盛境：住高楼、走柏油路、穿皮鞋、穿的确良衣裳、坐火车上北京看毛主席和天安门、天天吃馒头沾酱，尤其最后这一点让我兴奋得直咽口水。后来才知道西方人也讲天堂。虽然词名一样，内涵大不相同。

　　我对洋节不感兴趣，可也无奈，不得不在平安夜参加了一个与单位有合作关系的婚庆公司安排的活动，热闹、混乱、烦心，开始不久我就匆匆打道回家。觉得这是年轻人消耗荷尔蒙的一种手段，不符自己的胃口。可回家后却一直难以平静，觉得天堂太虚幻遥远，可在无聊的思绪翻滚中我突然又觉得天堂很实际，因为那里有我几个同学。于是，便戚戚然生出一种牵念：平安夜，他们在天堂还好吗？

　　当然，天堂还有我一些故去的亲友，我今天之所以着重问候同学，是因为按生理标准衡量他们都还不到进天堂的年龄。可我只能用很本土的一句俗语来解嘲无奈：黄泉路上没老少。同学中最早进入天堂的是女同学李君。

　　是1987年9月7日一声罪恶的爆炸，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惊：我师专时的女同学李君在爆炸声离开了人世。她是无辜的，和她一起被迫走上天堂路的除了四个成年人，还有李君腹中即将分娩的双胞胎。她一身就有三条人命。

　　在师专读书时我和李君同班同组，我是组长。那时还比较封闭，又年少不更事。虽同在一个小组，除了发饭票和助学金时说句话，平时很少来往和说话。她个头不高，梳着两个小辫，走路步子大，不爱说话，健壮、纯朴、低调，这是我对李君师专时的印象。毕业后我回老家乡下中学，她和我们班的两名女同学留在了市内的这所中学。毕业后连一次面也没见就再也见不到了。

　　这次爆炸事件当时在全国都很震动。她们学校一个老师的女儿与石家庄正定县的一个无业青年私奔。那个男子家庭条件较差，对这个女孩子也不太好。女方家长不同意，女儿回来后就不让再跟那个男子回正定去。男青年找不到女孩子，就到女孩子父亲的学校里闹。僵持、争吵、歇斯底里，最后这个男子用一个特大炸药包作了了断，教学楼炸塌半边。据说，李君本来已经走出大楼，返回取遗忘在办公室的物品时炸药包响了。事情就这么巧。后来李君就成为我们同学聚会上最沉重的话题，感叹、痛心、流泪。

　　按常理，年龄的增长与天堂的距离是成正比的。人近中年，天堂已从飘渺的海市渐渐在人生苦海里露出了它狰狞的桅杆，而且渐行渐近。所以，我们这一拨衣食男女就有了太多的话题和感叹。张庆雨就一度是我高中同学聚会时的话题。

　　张庆雨是我高中时最要好的同学之一。他聪明、善良、帅气。第一次参加高考，就考上了地区财校。我复读一年后才跳出了农门。巧合的是，我就读的师专与他就读的财校仅一路之隔。那年我开学晚，听说我考上了师专，张庆雨和我另一名最要好的同学李金星几乎天天到师专打听新生何时报到。

　　毕业后他所供职的粮站和我供职的中学又是一墙之隔。我们俩都出身贫苦，同龄同学，都爱好文史，每天都有聊不完的话题。每天不是他来学校找我，就是我到粮站找他，几乎形影不离，有时晚上聊天晚了，不是我住在他宿舍，就是他住在我宿舍。

　　1984年我们都先后离开了小镇，后来我考进了邯郸电台，他调入县财政局。尽管不在一地工作，可每年过年过节总是见面。再后来，他的精神就出了问题。直接的原因是搞对象引起的，可深层的原因是来自他家庭。他家较穷，挨肩是两个弟弟，他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他曾跟我谈过，要等到两个弟弟成家后自己再成家，因为父母供他上学不容易，他不忍心让父母再劳累。可两个务农的弟弟娶媳妇都要盖五间瓦房，这是农村男青年成家必要的硬件，这对于一个贫穷农家是相当不易。庆雨省吃俭用积攒几年好不容易给大弟弟盖了房，此时他的对象已厌倦了爱情的长跑与他分手。内向的庆雨难以接受，于是就精神惶惑，久治不愈。后来不能正常工作，回老家养病。2002年秋，衣着褴褛的张庆雨来邯郸找我，却被门岗拒之门外。我采访回来门岗告诉我：一个神经病找你。看到登记薄上那熟悉的“张庆雨”三个字，怒火中烧的我顾不上给门岗发火，就直奔汽车东站。然而却没有见到我的好兄弟张庆雨。几天后，老家传来他自缢的噩耗。原来对天堂一直漠不关心的我，从此耿耿于怀。

　　农历十月初一是乡俗中的鬼节，今年我回老家给母亲烧纸后，特意多绕几里路去看望庆雨。庆雨的土坟在空旷的田野显得孤独可怜，我走到他坟前时已有一片纸灰，扭头见一个白发老人在向村庄走去。我知道，那是庆雨的母亲。我想追赶过去给她老人家说几句话，或给她一点钱。可我又没敢挪动脚步，我怕惹老人家伤心，钱我可以以后托人捎去，可惹老人家伤心损伤了身体，我就更对不起庆雨。田野上只有孤零的我和孤零的庆雨，兄弟近在咫尺却相对难言。一任寒风吹着我的泪水洒滴在庆雨的坟土上，心里默默呼喊：庆雨，我的好兄弟，哥看你来了。

　　高中时还有三个同学已进天堂，他们是李和顺、史分粮、杨宝玉。

　　李和顺和史分粮都是因为车祸。一进高中，我和张庆雨、李和顺就分在了八班，史分粮是半年后转学来的。李和顺和史分粮两人的学*成绩都不太好，他们二人也清楚自己的家底，连高考也没参加就回家种地去了。李和顺后来在邯郸打工，我们电话联系过几次，他先给别人开货车，后来自己单干。他结婚早，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电话上他说，我必须拼命挣钱，要不就没法养活这一家人。后来就听说他出了车祸。其实他死的也冤，为了能多拉货挣钱，夜里他就睡在车上，不回家，车停在路边，结果半夜时被另一个疲劳驾驶的司机一不小心给撞上了。李和顺就这么稀里糊涂进了天堂。

　　读高中时史分粮的家庭条件和我一样差，他成家后生有三个孩子，人多地少，经济紧张，就不得不在农闲时打工挣钱。出车祸前在邯郸打工，为节省五六块钱的车票钱，他骑自行车一百多里回家帮助收秋。也许是心急赶路，他一手扶着自行车把，一手扒着一辆急驶的汽车后厢，不知是司机故意捉弄他，还是自行车跟不上汽车的速度，结果摔倒在路，被路过的另一辆载重汽车从身上碾过，人当时就面目全非。

　　 杨宝玉原在七班，后来学校分快慢班，我们俩在快班相遇。他学*成绩不错，后来上了一所师范。后来我到市里工作，见面机会极少，即使见面也是匆忙互相问候几句。今年夏，与同学李金星偶然相聚，说到高中同学时，金星告诉我，杨宝玉一个月前病逝，癌症。听后我大吃一惊。金星说，宝玉的那个学校是县里重点，他是负责人，学校事儿他要管，还教课，紧张，太忙，都是累的。本来与久别的金星相聚我很兴奋，可听了杨宝玉的事情，我心情极其沉重，那顿饭我吃得很勉强。

　　这三个高中同学，李和顺活泼调皮，上自*时把凳子放在走道上唱电影《闪闪的红星》插曲“小小竹排江中游”，边唱双手边做划船的姿势，惹的同学哄堂大笑，老师检查课堂秩序从教室后门悄悄走到了他的身后，他还在猫着腰“划船”，他滑稽的样子让老师也忍俊不禁。上课时李和顺不是爬桌子上睡觉，就是搞小动作逗同学。史分粮说话有一点结巴，一张嘴就哈哈笑，总是一副乐天派样子。杨宝玉内向，话少，安静，经常坐在课桌前不动，有时也扭头看调皮同学的恶作剧，嘻嘻笑两声再继续他的事情。

　　简陋的校园里，我们曾一起挥汗脱坯修盖厕所垒砌院墙、在操场上疯跑打闹、在油灯下孜孜苦读、在大杨树下畅谈理想---那一幕幕恍若昨日，至今还在我脑子里鲜活，现在却已是生死两茫茫了。人到中年万事休，箴言竟变成了恶毒的诅咒。

　　非正常死亡像海盗一样正在近距离窥视着人类。按西方人的观点，上帝是人类的最高主宰，我们都是上帝的臣民。我想，上帝应该是平等博爱的，他不会随便提前结束尘俗里的每一个生命，可是由于暴力、车祸、病疫种种人为的因素，使上帝不得不重新划定每个人的生命定数，使一些人不得不离开他们所不想离开的人世，尽管这些人身后是父母绝望的白发、妻儿凄厉的呼唤和朋友痛苦的挽留。

　　我年少时对共产主义这个人间天堂的狭隘理解，物质的东西都早已变成了现实，自己曾买票登上了向往已久的天安门，也见到了我崇敬的毛主席，只是他老人家不再挥手和微笑，而是严肃地躺在水晶棺里接受我的膜拜。正在沐浴着物质文明的我虽然也有种种烦恼，可对西方人的天堂概念却越来越畏惧和迷茫。这并非我作恶多端，怕天堂不收留我的灵魂。说实话，胆小的我从来就不敢有胡作非为的念头，更没有胡作非为的行动，我只是觉得自己一个俗人还是生活在尘世间与自己的身份匹配。这既是生活的阳光雨露对我滋润的结果，也是东方文化心理根深蒂固。经历种种挫折坎坷后，曾经豪情万丈的我学会了随波逐流，是张庆雨的死触动了我被世俗麻木了的灵魂，于是我流着眼泪写了散文《像柳树一样活着》。说是一篇散文，其实更是一篇祭文，祭奠失去的青春和梦想，祭奠过早进入天堂的同学和朋友，祭奠曾经和现在的生存的艰难和无奈。

　　中年是人生的艰险路段，是一个无暇回首和不敢前瞻的坎。没走进天堂的人总是按照自己的思维想象天堂，而走进天堂的人却总是超乎人们的想象。“忍看朋辈成新鬼”，“月光如水照缁衣”，沉夜中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诗句，心就与寒夜一样沉。可平安夜没有月光，只有喧闹和寒冷，还有那不敢触摸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