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看人的眼光一向很高，即使对古人也很吝惜笔墨，唯对司马迁赞赏有加，对《史记》作出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不朽评价。

　　被尊为“史圣”的司马迁，不仅因为《史记》的学术和文学的经典地位，还因为他坚持“实录”史实的严谨治学态度和隐忍负重、坚毅不拔、凡事求真的人格魅力而受到历代人们的敬重。在《史记》中，他对历代帝王、圣贤也只是以“记叙”的手法记录其生平，评价其功绩，都没流露过对他们的钦佩。惟独对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齐国宰相晏婴表露了“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的由衷敬佩。

　　缘何司马迁独尊晏婴，对其佩服得甘愿为之驭马执鞭？晏婴是在春秋战国时代末期社会矛盾加剧，面临深刻变革的情势下步入政坛的，其政绩主要体现在齐景公时代。他在“民本思想”主导下，在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方面都提出和实行了符合国情的政策措施，以礼治国，匡君救失，体恤民意，惟贤是举，廉俭力行，忠国爱民。竟使一个正陷入危机的姜齐政权，能在列国称雄的形势下，一直保持着强势大国的地位。他不仅因此受到齐景公的信任，更受到诸侯们的敬佩。他所表现的雄才大略，民本思想，廉俭垂范，犯颜强谏是他政绩卓著和受到普遍尊重的重要原因。历史上功成名就的重臣，都不乏才智、爱民、清廉的特质，唯“犯颜强谏”殊为罕见。可以说晏婴在“谏君”上的无畏与执着是他之前绝无仅有的。封建时代的臣子，哪怕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对君王都怀着“伴君如伴虎”的心情战战兢兢的伺候着，察言观色，投其所好，曲意逢迎，俯首听命。一不留神“有违君意”，轻则发配充军，重则丢掉性命，甚至株连九族。而晏婴却能把自己的荣辱、安危置之度外，为民请命，针对当时赋敛繁重，刑罚苛严的现实，他劝说齐景公废除了刖刑，减轻了征敛，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促进了生产发展和社会稳定。他甚至敢于多次劝谏“内好声色，外好犬马”的齐景公停止奢侈，实行廉政。也许是他卓越的才能，更也许是他人格的力量，齐景公对他有所倚重，居然对他言听计从。晏婴的德行和作为，值得人们敬佩的地方很多，能常常“犯颜强谏”，才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亮点。这也正是他令司马迁最为敬佩之处。

　　司马迁深知在君王面前敢于直言意味着什么。他就是为因寡不敌众而战败的一个叫李陵的将军说了一番公道话，与“君意”相悖，还让“圣上”以为是在影射同样战败却未于问罪的国舅李广利，引得汉武帝“龙颜大怒”，不仅立刻就变成了“阶下囚”，还遭受了令他感到无比羞辱和悲愤的“宫刑”。在撰《史记》写到晏子时，心生无限感慨，对其崇敬之情跃然笺上，太史公不只是为自己的遭遇激愤不平，更是要为后世的为臣者树立一个敢在皇帝面前讲真话的楷模。他自己就是晏婴之后出现的这样一个楷模，在他之后，直到唐太宗时代，才又出现魏征这样一个楷模。魏征也有几次面谏惹恼了李世民险些丢了性命，终于在他死后，那个因他敢谏还发出过“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感言的“一代明君”唐太宗，还是听信了谗言砸毁了他的墓碑。

　　“讲真话”本应是为人的一项准则，作为一种褒意就常常表述为“敢讲真话”，一个“敢”字，道出了讲真话的不易。陈毅有诗云：“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若非诤友，是很难当面批评的，而诤友又是难得的。郑扳桥的“难得胡涂”是一种智慧，淡对名利荣辱，可亲可近，要是在需要“亮剑”的时候也装糊涂，那就是圆滑事故了。“率真”是一种品格，直面是非曲直，态度光明磊落，话语掷地有声，因为“难得”尤其可爱可敬。自古以来，官场上能秉公直言甚至仗义执言的人，可谓凤毛麟角，且往往不会有好的下场，那是封建的政治生态下的必然；在可以决定自己前途命运，甚至握有自己生杀大权的人面前，能够直抒己见，当面说“不”，甚至当面说出他的不是，那简直就是伟大了。

　　健行剑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