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早餐能吃一个炸馒头已成一种风尚，在全校的影响绝不亚于一场地震带来的震撼。那时，5毛钱一个炸馒头，5毛钱一碗小米粥，就把早餐的问题解决了，现在想想还是挺幸福的。一分钱不挣，能省就省，是大学生活的硬道理，更何况大家都这样吃。固定的搭配仿佛被沿袭了很多年，没有谁打破过“炸馒头＋小米粥”的传统，只要在食堂就餐，跟食堂的阿姨说要一个炸馒头，还没等说要小米粥，所有的一切都能为你准备好，与其说人与人之间的默契，不如说是炸馒头与小米粥之间不成文的密切关系。

他是我大学的第一个同桌，也是唯一的男同桌，同时我们也是班级唯一这样搭配的特例。就因为这件事，班级的好多同学都取笑我，“怎么认识的，你们主动要求坐在一起的吧”，面对这样的妄加诟病，气愤和无奈交织。报复的机会来了，那是普通话考试的前夕，同桌让我帮着补*普通话。事先我就有感觉，无论费多大劲他也是过不了的。没有平舌、翘舌、鼻音、边音之分，另外，有些舌面音在贵州话中成了舌根音，我总是半取笑半安慰的对他说：“贵州本来就是普通话的重灾区，监考老师会通融的。”可他还是一遍一遍的纠正字音。当时的字音对他而言，读第一遍和第一万遍都是一样的，而他还是执著地变换着腔调。每当同学们看到他面对墙角发音的时候，都会哈哈大笑。还有同学高喊：“小贵州要雄起啊”，“雄起，雄起……”大家跟着喊起来。由于他总是背对大家练*，不知当时他是什么表情，如果换成我肯定羞得不行了。但练*并未因此中断，见他没反应，大家无趣的散去了。从此，小贵州、孬包男的雅号都给了他，有时候很同情他。但听了他的故事，开始敬佩他。他是黔西南一个小村寨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全村50多户人家以种甘蔗为生，由于交通不便，每年甘蔗成熟季节，男人都用扁担挑着甘蔗到小县市或者更繁华的地方去卖。后来，稍有经济头脑的山里人联系到十公里以外的蔗糖加工厂，人们就不用跑很远，组成队伍挑着送到蔗糖厂，他也曾和父亲挑着甘蔗行进在送甘蔗的队伍中。甘蔗成熟的季节，如果遇上几场秋雨，除了逼人的冷还有寸步难行的泥泞山路。

黔西南的甘蔗林景象一下子映入我的眼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走出甘蔗林的场景：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哪天会离开那里，就是片刻的离开在头脑中都没有闪现过。来学校的前夜，全村寨的人都为他们唯一的大学生庆祝、践行，灯火映照着清幽的甘蔗林，他从来没有像那时那样深情的凝望过眼前的这片甘蔗林，自己寸步未离的故土——她那么美，说到这的时候，他眼睛里闪着泪花。

“你想家了吧！”

“没有”他强颜欢笑。

他用大半天的时间走出了那片甘蔗林，独自一人，没有同伴，没有父母随行。

然后在有路的地方搭上一辆摩托车，辗转到县城，再到贵阳火车站，一路向北到达了目的地。

后来，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了我身边的每一个同学，她们又接着讲了下去。“方勇”是他真正的名字，从此才真正意义上来到这个班级。

快放寒假，那是大一的第一个长假，同学们准备着给家人的礼物：给爸爸的名牌腰带，给妈妈的羊毛衫，当然，价格不菲。其实正应了家长常说的那句话：拿他们的钱买孝心。方勇来自贫困山区，除了买车票的钱，没有更多的富余钱买东西。为了期中考试，他中断了食堂打工，现在又捡了起来，这次的报酬是向老板要三十个炸馒头，老板打算送他三十个，因为方勇的表现让老板很满意，他谢绝了老板的好意。

拿够三十个炸馒头的那天正是学校放假的日子，所有的人都在等着指导员的最后训话，无非就是注意安全之类的。方勇高兴地提着炸馒头进来，大家鼓起掌为这个令人敬佩的小伙子。

方勇曾说，他来到学校吃到最好吃的东西就是炸馒头。我想，其中必定会有经济的原因，现在炸馒头里更有亲情的成分，吃起来更有滋味。

第二学期的第一周，我拿到了方勇的普通话成绩单，压线刚过二甲标准，对于中文系的学生而言，二甲是最低标准，但对方勇已经不易，就像炸馒头，对大家而言最廉价，对方勇而言，最美味，是无可替代的上上品。

这学期我们没有了固定的座位，当然，我和方勇也不再是同桌。他对我的称呼由“同桌”变成了“学委”，我说，还是同桌听着亲切。后来，方勇建了一个我们班级的QQ群，所有人都是实名，我的名字是“同桌”。

大学毕业，方勇回到了黔西南的那片甘蔗林教书育人。

有一次，回到学校看到食堂的炸馒头，想到了方勇，随即给方勇挂了个电话，问他还要不要炸馒头，他笑了，“有时间我回去，请咱们班所有的人吃。”